逆境中的植物更坚强

　　回国后，李春阳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百人计划”基金项目“高寒环境胁迫下典型植物群落建群种的功能与应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研究基金“干旱胁迫下杨树的用水效率、脱落酸积累及抗旱基因表达”项目，其间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逆境中的植物反而更坚强。

　　学术界过去就已认识到，就植物中的雄株和雌株而言，它们对逆境的抵抗力并不相同。但传统的观点认为，雌雄植株在苗期抵抗力是相同的，只是雌株长成之后，为了开花结果耗费了自身大量的营养物质，才出现了抵抗力下降的现象。李春阳通过研究已经得到验证，自然界中雌雄植株从幼苗时期就开始呈现出不同的抵抗力——不论小苗还是成株，都是雄株在逆境中的抵抗力较强。

　　这个发现源于偶然。李春阳无意间看到一组科研报道：男婴女婴在某种疾病中死亡率不同。科学家的敏感让他“灵机一动”：也许植物在幼苗期的抗逆境能力也存在差异？李春阳为此设计了一组实验，从最简单的环境差异开始到综合的环境差异，两年多的不间断实验，他们终于发现了规律：对于气候变化，雄株比雌株有更强的适应性。

　　据此，他们写成了《青杨对干旱与升温响应的性别差异》，发表在2008年的《植物细胞与环境》上，截至目前，李春阳课题组在逆境植物的雌雄比对研究领域发表了5篇重要文章，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回顾和逆境植物打交道这20年，李春阳颇有感触：植物如果生长在好的环境，在光、肥、水、气都满足的情况下，极容易养尊处优；一旦外部条件改变，转为逆境，植物将容易萎缩甚至死亡。同样的一棵植物，如果一直在逆境中长大，它将具有更顽强的抵抗力和更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和命运抗争，前半生都过得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有逆境，但每次都像跳高一样，勉勉强强跳过去了。”李春阳笑道，“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五年限令”和“三公原则”

　　尽管李春阳深谙逆境对于人才成长的意义，但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导师，他却不忍心让自己的学生走弯路。

　　李春阳对毕业留在自己实验室的学生有明确表态：“无论优秀与否，最多5年，你们必须从我这儿走人。”这条在外人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做法，在李春阳带领的团队里，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家规”。

　　李春阳的第一个学生尹春英，成为第一个独立出去的优秀学生。尹春英2005年博士毕业之后留在团队中，3年后，她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麻风树课题中的研究专题，尽管项目不大，150万元的经费也不多，但尹春英已经成长为独立的项目带头人。李春阳坚持让她离开，理由很简单：“在一棵大树的遮护之下，小树苗能成长得多高多壮呢？”

　　除了这条“五年限令”，李春阳还有一条“家规”——“公开、公正、公平”，这“三公”标语不仅被贴在实验室最醒目的位置，也在团队中每个成员的心中生了根。

　　这个团队实行的是中科院的“三元工资制”。所有团队成员的绩效不分级别，谁的贡献大，谁拿的绩效就多。“我的博士生中，最高的每年能拿到2万多元，是生物所一般工作人员绩效工资的3倍多”。他们讲公平，但并不搞平均主义，同样是学生，绩效中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能相差10倍。

　　李春阳在成都生物所干了8年，团队就已经连续8年拿到了全所绩效总分第一。李春阳把这些效益大手笔用于资助学生到芬兰进修和深造，“我的所有学生都经历过出国培训，没一个落下。这就是公平，我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必须公平”。

　　8年中，李春阳实验室共有25位博士生得到赫尔辛基大学的培训。至今有21位博士生毕业，其中有15位得到过中科院的各类奖学金。2010年又有4位博士生将于10月份派往芬兰培训。

　　2004年，李春阳领导的植物生态生理与分子遗传实验室，与Luukkanen领导的赫尔辛基大学热带资源研究所一起，合作组建了中芬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联合开放实验室。此举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芬兰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其中芬兰科学院提供30万欧元启动经费，科技部提供77万元人民币，中科院配套14万元人民币。2006年11月，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大使马克卿在赫尔辛基大学校长的陪同下，对这个中芬联合开放实验室进行了专访，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