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占全国GDP份额达17%%左右。而中科院在国民经济领域划分的37个行业中，有27个行业与过程工业密切相关，如石化、冶金、电力、制造等。无论是化学工业还是过程工业，都离不开成套机械设备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化工过程机械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现行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导向机制，使许多像化工过程机械这样的工科专业离产学研的土壤越来越远。

　　“现在许多国内高校追求做世界名牌大学，但是我认为首先应该做对国家有用的大学。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和美国的高校比SCI论文，前沿的先进技术应该发展，但最终落脚点还是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在企业工作过30多年的高金吉直言不讳地指出现行教育评价体系的症结，“用理科教育标准来考核工科非常不合理，只看SCI论文发表多少，很在乎外国人引了多少，而中国人用不用却没有人关心。”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在座院士专家的应同。

　　化工过程机械学界的元老、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戴树和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从工科专业的博士论文创新来说，应该突出怎样与企业结合，然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但是从这次论坛来看，产学研结合的论文还是不多，尤其是当前全球都热门、企业需求也很大的“低碳经济”在这次论坛上少有人涉及。

　　陈勇教授是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这几年热热闹闹的院地合作却常让这位国内顶级研究机构的学者感到尴尬：“许多高校院所，各方面的知识都很雄厚，结果到了应用的时候，临门一脚就是不行！”

　　他举例说，注塑机里的控制芯片原来基本是进口，价格昂贵，企业点名希望中科院专家帮助国产化。接到任务的专家根本就没把这样问题放眼里。结果拿着芯片到了现场，专家傻眼了，弄不清这芯片装什么地方、怎么装、什么样的形状最合理、怎么进行耦合……

　　“这两年，像化工过程机械这样的工科在划分专业时越分越细，但实际应用却是趋向广谱性和交叉性，工科专业必须转变到宽基础厚应用的路子上来。”陈勇说。

　　工科院校应当回归到工程师的摇篮

　　工程师的摇篮，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科院校代名词，许多优秀的学生都以成为一名工程师而骄傲。时过境迁，现在工程师已经成为一个职称等级。

　　“许多大学生毕业五六年就评上工程师职称，但不等于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见得就是工程师。”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陈学东一针见血地说，“培养一个副教授可能很快，但是培养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很难，在实践工作中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起来。”

　　陈学东曾经带过一个博士后，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一项实验课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刚开始大家都替他感到很高兴，但是后来就觉得有问题了：“做同一项实验发表那么多SCI论文不正常，一两篇足够了。”但恰恰是这样的学生在许多大学被当作苗子来培养，能写文章、能上SCI，但是在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院校里，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工科院校的考核不要总盯着论文数量”。

　　陈勇也认为，工科院校想要回归到工程师的摇篮上，必须改变教育模式和评价体系。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学校是高分子专业，但是从来没有脱离实践环节，比如学了机械原理课后就必须到机械厂实习一个月，所以那时的工科学生大多当过车工、操过电焊把，即使做不出好东西，但至少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如果不通过实践环节培养，工程师出不来”。

　　参与研讨院士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工科院校教育模式和考核目标与过去相比大不一样，现在的学生大多数不是按工程师培养，而是以建模型、做研究、写论文为目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博士生研究课题的软化、虚化、假化现象，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

　　高金吉以基础工业非常发达的德国为例说：“德国的工科博士，如果写的论文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就不能毕业，而老师必须在企业干满5年才可以回学校当教师。”

　　在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暴露无疑，为此，南京工业大学校长欧阳平凯院士提出，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学校要致力于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力争成为培养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一些国家的政府光发展虚拟经济，不发展实体经济，而年轻人都想着怎样一夜暴富，不想学工科做研究，这就是不和谐，不出现金融危机才怪！”曹湘洪语重心长地说，“不是说不要财政、金融、管理，而是不能偏废，不能把工科忘掉，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