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末，SCI被引入中国，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对当时改变我国“文革”以来坐井观天的科研风气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近十几年来，各个科研单位都以SCI作为评价标准，其结果是：虽然我国SCI论文的数量成倍增加，但多而不精。

　　论文数量高速增长的隐患

　　在《科学观察》的创刊号，有篇文章讲到了SCI论文的情况：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明显，大概不到5年就翻了1倍，论文数达到5万篇；论文在世界上的份额也基本上呈指数性增长，6年左右翻1倍，大概在国际上占4.5%。那么，论文增长得这么快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曾经有比较快速的增长。对于美国、法国这些比较稳定的国家，基本上偶尔有一些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有一段时间连续增长非常快，达10%以上，最近这两年稍微掉下来——这是一个国家追赶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SCI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不是比例下降，而是真正被引用次数逐渐下降。例如，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引文数排第18位，但是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应该值得高度警惕。

　　要看真正的价值和影响

　　有些人戏称SCI为“StupidChi-neseIdea”(“愚蠢的中国式观念”)，这是一种笑话或者是在发牢骚。实际上，SCI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滥用。今年9月份，SCI的创始人Garfield(加菲尔德)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称SCI是把“双刃剑”，影响因子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希望人们能够建设性地使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国内有些大学和研究单位不太重视在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上发文章，也很少派人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这种作法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同的学科对会议论文的态度很不一样：在物理、生物、材料等领域，可能主要看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等期刊论文，不重视会议论文；但对大多数计算机学科而言，主要看顶级学术会议上的论文，SCI期刊反而没有顶级学术会议重要。

　　我们搞研究，不管对人才还是成果，首先要看其真正产生的影响。搞研究看重什么？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对此看法高度一致——“Impact”(“影响”)。什么是“Impact”？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还有软件登记……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影响，不能以其数量作为评价的标准，一定要看论文、专利、软件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究竟有多大的贡献。

　　其次，我觉得论文应该是ByProduct(“副产品”)，不要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做研究，要重视研究的真正价值，也就是Realstuff(真东西)，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目前在评奖中采用经济效益来看影响，这里面有很大水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的论文或科研成果与企业新增产值和税收到底有没有关系，以及有多少关系？

　　目前，多数大学要求硕士生必须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其结果是造成了垃圾论文泛滥成灾：有些期刊只要交版面费就可以发表，有些期刊严格限制论文版面长度；好文章不能发表，滥文章发表很多。我认为，当前要强调论文和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的历史阶段，现在应该强调论文的质量了。

　　如何评价科研成果和人

　　无论是评价成果还是评价人，最基本的手段是同行评议。尽管同行评议中存在利益冲突，但不要因此就不相信科学共同体。

　　国外一些学校，例如MIT(麻省理工)的教授和博士生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并不多，MIT非常重要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技术报告或Memo上，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判断自己的水平。MIT的学生在读博士时，导师觉得他够格就可以了，有没有SCI文章无所谓。我国的大学目前还达不到MIT的水平，要求博士生至少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才能毕业可能是符合目前国情的措施。

　　CMU(卡耐基梅隆大学)被大家公认为计算机领域最好的学校。当我问到如何评价这些教授时，该系主任J.M.Wing同行说第一不看论文，第二不看经费，就看这个领域的知名教授写的评价意见，根据同行的评价来判断这位教授。写评价的同行教授非常认真、仔细，因为乱写评价会影响他的信誉。试想一下，这两条都不看，在中国还能评价吗？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一定要有耐心。我国古代有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同样，判断一支科研队伍的强弱和科技成果的优劣也需要时间，来不得半点儿急功近利和浮躁。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