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样庞大的科技规划，国家在投入方面有什么考虑？

　　路甬祥：我们希望投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投入结构也要有变化。2004年，中国研发投入在整个GDP中的比例大致是1.35%。我们希望是到2010年提高到2%，到2020年提高到2.5%－3%。

　　在这方面欧洲国家比我们要高，比如瑞典和芬兰这个比例已经到3%以上，而且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对未来的发展来说，知识、人才、科技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和基础，它跟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水利以及工业经济时代的铁路、交通、能源一样重要。知识、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不但是最关键的发展要素，也是最重要、永远不会枯竭的资源。

　　在投入结构方面，一是企业要逐步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科技是生产力，它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投入不能完全由政府承担。这就要建设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台，它能有力地鼓励企业自觉地成为投入的主体和创新行为的主体。技术创新体系本质上应当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政府只能起催化的作用，起引导的作用，起扶持的作用，不能起替代作用。

　　二是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太低。到目前为止，大概只占研发经费的5%，国际上一般是15%－20%。基础研究早期的原始性创新比较难预见，它应当在国家科技方针的指导下，在世界科技发展态势的牵引下，让一线工作的科学家最大限度接近科学前沿，判断哪一个可以有所突破。往往是科学上，基础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很快技术上就会有新的发明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基础研究主要应当依靠国家投入。

　　路甬祥：基础研究还是要靠国家投入为主，而且，战略高技术研究的前期，还没有看到市场前景的时候，企业主不敢来，比如航天，国家不投，谁能来投？再比如新一代通信技术，当然有些企业会想到第二代，但是想到第三代，还是要国家先支持，国内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做起来。实际上，创新链应该是：国家进行前期投入，做基础的、前瞻的研究，而企业要投入中试，做跟产品和工艺有关的孵化。当然其中还有风险投资问题，这也都属于企业和社会的环节，它们都要赚钱嘛。

　　在加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也要适当加强对工益性应用方面的投入，因为过去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够。还有对艾滋病、SARS等新生传染病的防治，中药现代化等等的医疗方面。对农业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杂交水稻过去有很大贡献，但优势品种培养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许多好的农牧品种，水果品种，大部分还是进口的。粮食方面我们做了一点，但是研究水稻、小麦的优势品种我们还不够。我们做的面包还没有别人好吃，因为蛋白质成分还不高。

　　基础研究可不可以规划

　　《瞭望东方周刊》：科学界对新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有没有不同意见？

　　路甬祥：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针对这个规划，主要是有的科学家担心它过度集中，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已经确定的专项当然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但当中也有一些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或者科技目标，比如登月，它就不是一个具体的经济目标。在实践这个科技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而且也不全是专项，还有主题，还有一些前沿领域，在主题和前沿领域当中，包含着许多基础研究跟高技术的前沿探索，就是指定一些领域和框架，让科学家自主探索。

　　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迷信现在有一些国外科学家鼓吹的，说“基础研究完全不可以规划，基础研究就是要自由探索”，其实这不对。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每个时期都有重点领域，比如过去10年就有“脑科学10年”。最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又提出了要把信息、纳米、生物跟认知四个科学交叉融合，作为他们优先资助的学科，因为这四个学科的发展、交叉和融合可能对未来的创新带动力最大。

　　我们对科学家的意见都应该关注和重视。比如有的科学家主张，资源配置上，大的项目不要列得太多，我觉得这就有合理的成分。大的项目，我觉得也要滚动地投入，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是，一些进入了专项，一些没有进入专项。每个人都希望他所熟悉的领域能写进专项，这显然不可能。这方面，每个科学家，尤其是一线的科学家，每个单位的领导人，都应当站在民族，国家和科技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不能只从本单位、本学科的利益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