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钱仁康先生今年已95足岁,因撰写缅怀老友的文章积劳成疾,于2007年11月26日再度发作脑梗塞而住院治疗至今,自此才基本放下了每日从不停歇的笔。可以说,他的思维、喜怒、病痛,都与他毕生从事的著述相关联。
一、音乐道路
1914年4月14日,父亲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坊前乡的南钱村。
这是一个水清地绿、滋养万物的好地方。祖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位私塾先生,他的文学功底颇为深厚,这无疑给少年时代的父亲以很大的影响,但当父亲提出要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时,他的父亲不理解,认为学音乐是业余玩玩的,不是正经的事。而他的母亲则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他的母亲虽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很喜欢唱歌。小的时候,父亲常常跟着母亲一起上河滩去洗衣服,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教他唱歌。可以说母亲是他的第一位音乐启蒙老师。
1925年,父亲进入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他在“回忆我的母校——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一文中说:“我于民国十四年(1925)进入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同学大都是来自坊前、鸿声里、七房桥、荡口等地的住读生,教师也都住在校内,师生和睦共处,老师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校长华澄波先生出身荡口世家,毕业于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除担任校长职务外,还任教国文。他家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平素爱生如子,亲自管理我们的伙食,特别注意营养。每逢时新菜蔬上市,总要为我们加菜,让我们尝新;例如春天蚕豆上市,让我们在三餐之外,另加小吃;秋天芋艿上市,也让我们加餐点心。澄波先生爱才若渴,他看中我‘品学兼优’,竟想选我为‘东床坦腹’,曾请我的表叔钦希贤到我家求亲,但因算命先生说双方的‘八字’不能相配而未能谐合这段姻缘。”
1930年,父亲考入无锡师范学校。在文艺活动方面他是一名活跃分子,他参加歌咏队,学习吹笙,自学钢琴。1931年7月18日,他为刘大白的词谱曲,写了歌曲《五一运动》,于1934年5月1日发表在无锡《人报》的副刊《呼应》上。这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有钢琴伴奏的歌曲,创作时他才17岁。
1932年,父亲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3年起,陆续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共计有17篇,是一些幽默小品文、随笔和杂文。当时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19岁的青年,也没有任何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景”,但是他所写的文章都被林语堂先生采用,还应邀出席林语堂先生对该刊作者的家宴。
从19岁开始,父亲就想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关于此他回忆道:“我从1933年就想进国立音专,所以屡次向国立音专要招生简章,但是招生简章上都没有理论作曲,都只有钢琴、管弦乐、国乐这些系是招生的,那个时侯不叫‘系’了,叫‘组’,理论作曲组、钢琴组等等。因为我几次见章程上都不招理论作曲的学生,所以我到教务处去问这个事情。那个时候黄自先生亲自接见我,他说明不招理论作曲学生的道理,他说理论作曲组学生必须学过和声学,和声学学完了以后才能招进来,而且是高中班(预科)。那个时侯对水平的要求很高,我对黄自先生讲,我和声学曾经自学过,在上海美专也跟糜鹿萍先生学过,我的习题都带来了。黄自先生看了我的习题,马上就允许我来考理论作曲组,即经过考试,和声通过了就可以进入理论作曲组。”就这样,父亲在年仅20岁时成为没有经过国立音专的和声班学习、主要凭自学就考入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的第一人,这一年是1934年。
在国立音专,他师从黄自、李惟宁等老师学习理论作曲,随龙榆生先生学习国文和诗歌概论。同时,利用课余时间进修了很多理论和创作的实践活动。1934年,以“金仕唐”的笔名翻译了奥伦(P.W.Orem)的《乐理与作曲》,1936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后又陆续再版了三次。1939年,他为蔡冰白编剧的歌剧《江村三拍》谱写音乐,1940年演出于上海卡尔登戏院。1940年为蔡冰白编剧的四幕歌剧《大地之歌》谱曲,1940年12月31日起由窦立勋导演、黄永熙指挥、上官云珠和乔奇等演出于上海兰心大戏院。可惜《大地之歌》的总谱已流失,只有其中的选曲《打渔》、《山歌》、《我怨》、《船歌》收到1995年内部出版的《钱仁康歌曲集》中。经过七年半的学习,1940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音专毕业。
毕业后所作的工作有:担任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音乐与教育》、《音乐评论》主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教系任教。
同时在作曲与理论研究方面也颇多成果。作曲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为徐訏的戏剧《母亲的肖像》、《何洛甫之死》配乐,其中有些插曲在20世纪40年代由上海大家出版社出版;为电影《林冲夜奔》、《一句话》写片头音乐或插曲;写作合唱及独唱歌曲。仅20世纪40年代就写有40余首。
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39年的论文“释印象主义音乐”及译文“音乐教育的复兴”;1941年-1947年译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1943年的论文“宫调辨歧”,在此之后,他曾把南宋姜夔17首《白石道人歌曲》译为五线谱,并为每首歌曲创作了钢琴伴奏;1947-1948年间主编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的杂志《音乐与教育》、《音乐评论》;1947年编著《中学音乐教材》(上、中、下册);1948年编写《中学歌集》(甲编、乙编)。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入上海音乐学院。
从1951年起,父亲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兼课,每周从无锡和苏州赶到上海来授课,几乎教过所有的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包括:和声、作曲、对位、赋格、曲式、配器法、乐器法、中外音乐史和音乐文学等。常常是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有的课没有人教,于是就由他来担任。这一情形与他的老师黄自先生非常相似,黄自先生在国立音专也是担任了全部的理论作曲课程。没有全面扎实的知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1981年,父亲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1982年又兼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首任系主任,同年11月被国务院确立为我国音乐学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5年从音研所所长和音乐学系主任的职位上离任后,从事研究生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累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