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几乎与国学大师任继愈、季羡林两先生相随仙逝一样，贝时璋、钱学森两位大师，又在10月末的3日内相继驾鹤西去。铺天盖地般潮涌的追思和缅怀之余，深刻铭记两老深情的嘱托，接过他们思想的烛光照亮未来的探索创新之路，也许是最好的纪念。

　　两老身上最光辉的是伟大的科学创新精神和百年不渝的爱国情怀。1955年，钱老在美国经过5年抗争被允许回国时，把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超过了我。钱老很激动：自己能超过这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冯·卡门在1967年出版的传记里，单独为钱老立传：“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老用整整一生实践了他的诺言。

　　贝老1929年从德国学成回国，80年来硕果累累。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讨论科研领域的创新课题。他在谈到冲击诺贝尔奖时对大家说：“不是为个人，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这是贝老最后的遗言。

　　为祖国、为人民服务需要真本领。钱老在出国留学前，就已发表过关于航空、火箭的论文，他留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他在美国学习非常刻苦，除自己的航空技术专业外，他还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博士课程，为他不断创新的一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贝老是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1928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半个世纪后的1978年起，他的母校鉴于他长期在科研一线取得的卓越成就，30年中又先后4次授予他荣誉博士证书。这在中国和德国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

　　创新是科学的本质。两老对科学创新的见解，既有独到之处又不约而同。钱老说：“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他说小时候父亲让他学理科的同时，又送他去学绘画和音乐。钱老的夫人就是音乐家。钱老多次说过：“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贝老则一直坚持促进学科交叉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学科交叉才能产生科学创新成果：“为了把世界的真情研究得更真实，必须将全部科学更好地配合起来，共同来探讨，例如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以及各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共同商议，以求精益求精。”

　　长江后浪推前浪。两老都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建校时的系主任，他们对学界人才辈出一直寄予很大期望。钱老奖掖后学不拘一格。早在1964年，30出头的王永志首次进场参与我国首枚中程火箭的发射，当时遇到射程和燃料箱容量不匹配问题，小王提出卸载部分燃料，减轻火箭重量，加大射程的建议，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钱老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钱老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这是我国起用年轻“箭头”之始。我国科学家在新世纪与俄国火箭专家交流时，他们曾一再惊叹和羡慕我国火箭专家队伍的年轻化，钱老于此功不可没。

　　但钱老的眼光看得更远：“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温家宝总理回忆，这句话钱老向他讲过五六遍。温总理分析说：“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对钱老振聋发聩的一问，每一个后来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

　　两老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住在五六十年前建成的旧房子里，油漆剥落，地板残破，陈设简朴。他们就这样走完了自己长长的人生，但他们思想的烛光永远照耀着后人。网友的留言让人警醒：不怕前有逝者，只怕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