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两个星期前，记者从网上看到国内有关“换头术”的长篇报道，说是美国教授怀特即将去乌克兰做人体头部移植手术。但仅仅几天之后，网上又出现了方舟子先生的反驳文章，说那篇有关“换头术”的报道是假新闻。如此神奇的手术究竟能否进行，所谓的怀特教授是否真有那两下子？

　　　　　　　　　　　怀特教授 　　　　　　　　　怀特教授所在系的大楼

　　怀特教授哪去了

　　根据方舟子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凯斯西保留地大学的网址上查到了怀特教授的介绍。罗伯特·J·怀特是这所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系教授，曾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第二天，记者给怀特所在校负责外联的部门发了封电子邮件，探问与怀特教授的联系方式。回信很快就来了，但说是按照规定不能提供有关信息。这使记者想起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早在20多年前，怀特教授就成功地尝试了猴头移植手术，此后，他便受到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保护。校方不愿透露其电话，会不会也是为了保护他？

　　专家也是将信将疑

　　与此同时，记者还给另外两个人发了电子邮件，一位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第二种观点”节目的主持人尼古拉斯·瑞古斯，此人曾专门撰文评述过怀特教授的研究；另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的主任凯普兰教授，瑞古斯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他对换头术的评论。很快，回信都来了。瑞古斯在信中说，“怀特博士一直宣称，他也许会与乌克兰的同行一起做换头术。此前他给猴子做的换头术表明，他的想法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样的手术也许会成功。但据我所知，真正要做这样的手术，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凯普兰教授在回信中称，他对怀特的研究并不感到惊奇，“怀特是一个有合法身份的科学家，他给猴子做了换头术，使猴子生命延续了几分钟（按照怀特教授所说，应为8天）。但是，人们都很清楚，这并不等于可以在人身上取得成功。我对乌克兰是否具有这样的手术能力表示怀疑。我非常怀疑怀特会立即做这样的手术，也怀疑他是否能够找到同意接受这样手术的人。”

　　记者接着又进入专门用来查地址的美国在线的检索网页，敲进了“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罗伯特·怀特”。结果发现，那座城市有22个同名同姓的人。有一个怀特名下的地址是“城市健康中心”，这或许就是记者要找的怀特。记得当地的报道说，怀特教授退休后仍在那所中心的地下室里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记者拨通了电话，听到的是留言机的声音，但却证实了记者的猜测。我找到了怀特教授的电话！那天上午，记者先是留了言，后又足足打了10多次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怀特教授是不是去乌克兰做换头术了？

　　我愿意做他第一个病人

　　这时记者又想起了一个叫维托威茨的人。有关报道都提到过这个人，说他因为潜水事故而造成四肢瘫痪，愿意接受换头术。他还是怀特教授的好朋友。由于此人名字很特殊，我没有费多少时间就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接通后，记者先是小心谨慎地问对方是否认识怀特？是不是怀特教授的朋友？得到确认后，这才敢放心地问他，是否知道怀特教授在哪里？是不是去了乌克兰？“怀特教授去欧洲了，不是乌克兰，是伦敦。他下周五回来。他以前说过，有可能会去乌克兰做头部移植手术。因为美国这边资金、审批都有困难。”“那么据你所知，什么时候怀特教授能够实现换头术的梦想呢？”记者又问。“我这辈子恐怕是看不到了。”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失望，他接着说：“如果教授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足够的资金，我相信他最终会取得成功。我希望成为第一个接受换头术的人。我知道这会有危险。但是，如果这样做能有利于推动这项研究，我甘心情愿。”维托威茨最后说，“你要想知道更多的事，可以直接和怀特联系。他很友善，你只要和他提我的名字，他一定会接受你的采访。” 　　在等待怀特教授的几天里，记者又阅读了一些相关材料。有不少文章都引用了怀特教授的两段话：“为什么我们可以换肾、换肺，而不能换脑呢？”；“50年后，脑移植会和今天的肾移植一样平常。”怀特教授的话颇有些道理。50年前，谁又能想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呢？1954年美国第一例肾移植获得成功，而2000年全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已达22854人。但是，正像许多专家所言，要想真正实现脑移植，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脑移植需要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像维托威茨那样需要换个身体的人，还有一个是脑死亡者。手术不仅对第二个志愿者在年龄、性别等方面都要有严格要求，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必须在维托威茨还能够接受手术的时间里脑死亡。凯普兰教授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你根本不可能精确地控制一个人的死亡。必须要有一个人生前就表示，愿意在自己因事故造成脑死亡后，把躯体捐献出来，而且这个事故要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里。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

　　怀特也许会来中国

8月3日上午10时许，电话铃响了，来电显示是俄亥俄州。果然是怀特教授！他说昨晚刚从英国回来，已经听到记者的留言，非常愿意接受采访，让记者当天下午4时再给他打电话。怀特先生的声音清晰洪亮，听上去不像是个70多岁的老人。在这之后的两天里，记者通过电话两次采访了怀特先生。

　　记者：请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尽管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因为有报纸说你48岁，所以我必须问清楚。

　　怀特：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客观。我今年75岁了，但我看起来像48岁一样。（笑声）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做换头手术的呢？

　　怀特：70年代我们就成功地做了猴子的头部移植手术。那猴子活了8天。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延续它的生命。后来有人建议，为什么不能给人做呢？如果有个人脑死亡，而另一个人因身体残废也将要死亡。为什么不能通过这样的手术，来延续一个人的生命呢？

　　记者：有专家认为，即使是换头成功，但身体还是不能动，从神经系统的角度看，头和身体仍然是分离的。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怀特：我的手术目的并不是使接受手术的那个人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可以用脑去“指挥”身体的活动。我的目的是延续生命。大脑代表着人的生命，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夫子就有过这样的论述。接受移植的人在手术前不能动，手术后也不能动，但是他的生命延续了。

　　记者：你为何确信你能够成功？

　　怀特：有三个原因。一是我成功地做过动物实验；二是4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人体神经系统的研究，而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三是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这样一个手术的可能性。我熟悉所有的过程。我觉得不会有人比我更有资格来做这样一个手术。现在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应该做这样的手术。一些患者的确需要这样的手术来延续生命。从肝、肾、心脏等人体器官的移植到脑移植，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发展过程。看起来缝合人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并不比缝合肝脏更困难。

　　记者：你认为何时能够做这个手术呢？是否打算到乌克兰去做？

　　怀特：我没有一个时间表，也没有正式的决定。我和俄罗斯、乌克兰的专家们保持着联系。也许我今年10月还会去乌克兰，当然不是做脑移植手术（怀特教授在谈话中始终使用的是脑移植这个词，而不是换头术），但我还是愿意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手术可以在乌克兰做，也可以在俄罗斯做，甚至可以在中国做。我早在70年代中期就去过中国，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外科专家。

　　记者：你是否认为媒体过于关注换头术这件事？

　　怀特：是的。媒体过于关注换头，而不是我的事业，不是我在头部损伤、脑外科和脊椎损伤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其实，我在研究和手术中有许多更重要的发现。比如，脑移植中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头部在切下来后，血液仍能正常流通。我们通过降低温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一些记者来说，我的这些成就当然都不如换头那么令人激动，那么“性感”。（笑声）。

　　记者：要做这样的手术，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怀特：一个是官僚主义。我必须得到医院和学校的批准，必须通过一些复杂繁琐的手续。我想如果我要提出这样的手术申请，最终可以通过，但不会那么容易。因为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可以做器官移植，为什么不能做脑移植呢？另外一个困难是资金问题。做这样一个手术可能需要500万到1000万美元。

　　记者：医学方面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呢？

　　怀特：关键是脊髓的再生能力。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我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医学专家们必须在脊髓再生长方面取得进展，才能在脑移植领域有突破。这仍然需要很多年，也许会由中国专家来实现。别忘了，人体器官移植才刚刚50年，却取得了那样大的进步。不仅是在美国，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断肢再植技术。我认为，在新的世纪里，除了人脑之外，别的所有器官都可以被人工器官所替代，人工肺、人工心脏、……未来将会出现一个合成人，所有器官都是人工制造的，只有脑是人原有的。（《环球时报 》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