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科研管理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哪？

　　王贻芳：说到根本，就是科研管理始终是政府主导、官员分配，相关部门没有把这件事交给科学家，信不过科学家。

　　当然，科学家也不见得能够管好，我们中间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让科学家分配科研资金，他哪知道分配给谁啊？今天有这个“学霸”，明天又有那个造假的。

　　所以管理部门就觉得，既然会有问题，那就政府来管。但实际上这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本末倒置。政府需要做的应该是规范科学家的行为，国外不也是让科学家自己管理科研吗？

　　《中国科学报》：这些建议您同一些官员提过吗？

　　王贻芳：我和他们也沟通过，虽然有批评，但他们觉得我的文章写得挺好。应该说，立场公正、理性、不带偏激的言论是不会得罪人的。

　　我相信，理性的批评别人会接受的。虽然我们的科研环境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人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他们需要合理的批评。

　　《中国科学报》：您在国外做了十几年科研，是否感觉到国内外科研体系有所不同？

　　王贻芳：总体来说，国外的科研环境和体系要比中国成熟得多。要知道，中国的体系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学来的，硬生生地嫁接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中，自然就会变异，发生一些显然有违科学本意的事。

　　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长期的努力去改变，使得我们的科研体系和科学思想更深入人心。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只是泛泛而谈的东西，还没有真正地生根。

　　《中国科学报》：崇尚科学精神的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王贻芳：对科学思想有追求、对科学道德有遵守、把科研当做事业来做。

　　我们所招过不少博士生，我就发现很多人学了这么些年，就没学到科学的精神。让他做文章就做文章，让他做实验就做实验，做什么都是依葫芦画瓢。在这种没有追求的情况下，就缺乏创新。然后上面提出一些要求或指标，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就出来了。

　　两个直径5米、高5米、重110吨的中微子探测器安装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巨型水池中，水池灌满超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