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非典”确实让国人恐慌了一阵，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组织管理能力。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有力的领导下，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特别是成功地控制住了“非典”向农村地区的蔓延，取得了抗击“非典”的初步胜利，充分显示了党的坚强一致、团结有力。同时，痛定思痛，“非典”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危害程度最不确定、最难预测的灾害，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革命与改革
今年以来非典型肺炎在我国爆发，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是这次疫情的流行区，两岸三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同样面临严峻考验的三地政府、民众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两岸三地防治“非典”的效果也不一样。
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有海关、边防，便于对疫情的控制。北京人口是香港两倍还多，且有大量流动农民工。而北京疫情控制比香港有力得多。北京从日发病最高的5月8日的94例，仅用了10天，即同月19日便下降到7例，发病人数首次达到个位数。而香港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足足用了两个月。台湾是四周汪洋一海岛，更有大陆、香港先期流行的预警，本可严阵以待，但政治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台湾当局，大搞“非典政治”，一再贻误防治的最佳时机，岛内竟有舆论说，“不自由，毋宁死”，或与“非典”争人权。如此出丑，贻笑大方，连美国《华盛顿邮报》都评论说，台湾太民主了。
面对“非典”的袭击，最大的危险是疫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蔓延。一旦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局面将难以收拾。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防治“非典”专题会议，会议提出，“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标志着我国对于“非典”防治策略发生了根本转变，即将经济目标优先转为社会目标优先，进行公开社会动员，打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倾力对付“非典”。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国务院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真正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妇联等也行动起来，山西、河北等地农村数十万民兵，负责农村地区的防范，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总之，各级党组织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真正打起了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从年初开始的防治“非典”陷于被动的局面。
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非典”向农村地区的蔓延。到5月中旬大陆疫情高峰期过后，农村地区非典型肺炎患者为155例，占同期患者总数的6%。在9亿农民中将人类从未遭遇、尚未认识的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控制到如此程度，不能不说是当代公共管理的一大奇迹。
事实表明，在应对这次“非典”危机中，我国现行体制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和优点，主要表现在：一、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提高了整体效率；二、党的各级组织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使得中央的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三、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及其觉悟。可以说，我们党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成功地应对了这场危机。我党充分发挥、利用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思想意识形态优势。没有党中央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纪律，任何事务性、技术性、服务性的危机处理机制，都难于应对这场危机。
我们在处理这场危机中，不是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缺点和不足，也不是说我们的体制完美无瑕，然而，与境外舆论相呼应，国内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要借“非典”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的，我们要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不要“新思维”式的改革，我们不能改掉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东西，不能改掉我们的优势。这次“非典”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曾经有过相当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一体系适合我国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曾得到世界的高度评价和学习。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GDP总量的1.1%, 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6%。随着改革的深入，到90年代中后期，政府卫生投入所占GDP总量反而下降为0.7~0.8%，全国卫生总费用更是逐年下降，每年约下降1个百分点，到2000年下降为不足15%。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致使80%的卫生经费配置在城市，而城市卫生经费的80%有集中配置在大医院。于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土崩瓦解，在城市，50%的患者不去医院就诊，而是选择药店购药和自我治疗。
这样的改革在其它领域是否存在？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人民因此相信党、崇敬革命。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旗号下，我党也曾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于是，党领导人民拨乱返正、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人民因此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崇敬改革。但我们要防止在“改革”的旗号下，把我们的优势改掉，把我们的强项改掉，自动缴械，再犯历史性的错误。
2、GDP与社会全面发展
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这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本来含义。但是，在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中，我们的一些同志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
增长至上和GDP至上的意识形态，是起源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鼓吹的意识形态，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一轮全球性扩张的产物，其灵魂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冷战结束以后，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
这种GDP至上思维方式，常常把健康代价（甚至生命代价）、环境代价、精神文化、价值尊严等等排除在发展之外，存在着很多盲区、误区。
对于给全中国人民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和痛苦的“非典”疫情，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非典对交通、服务、商业、文化等行业造成负面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正面影响，刺激与防治“非典”有关的产业和产品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命名为“口罩经济”、“消毒经济”、“拇指经济”、“键盘经济”等。正负相抵，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速度，GDP增长速度变化不会太大。注意，“口罩经济”、“消毒经济”等明明是浪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及各种信息资源，就像抗洪时抛进洪水中的人、财、物力，但经济学家认为它们对GDP有正面影响。可见，GDP不能反映财产损失，不能反映人们的痛苦、恐慌，不能反映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关专家对1980-1992年期间51个国家的艾滋病情况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艾滋病的影响根本测算不出来。
关于增长的统计就常常遮掩着人类生存的真相：大量砍伐森林以满足木材业和市场的需求，如生产木质家具、纸浆、一次性木筷等，这一类生产拉高了GDP，但这些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却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由于空气和水污染，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替代品，如矿泉水、相关医疗保健品等，这又增加了GDP，同时，垃圾处理也增加了GDP。一次破坏为GDP的三次增值！
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汲收。
我们在批评我们的前人找搬“苏联模式”时，我们时常要警惕照搬另一种模式。我们在反思“苏联模式”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犯在思维方法上同样的错误：盲目与世界接轨，其实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就是与西方接轨。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最大的特色是人多，人均资源少，发展历史条件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发展伴随着殖民、掠夺、霸权、战争。这些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生产、消费，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不可能与西方接轨。
人均收入等是对社会总体收益进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这一类统计如果成为唯一的社会进步的指标，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和社会发展代价便会被掩蔽起来。而且，这种统计往往并不反映出增长或开发的主要获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价承担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因此常常掩盖了增长之下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和不合理。把一个人的头放在冰箱里，脚放在火炉里，平均气温可能清爽宜人，结果如何呢？在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悬殊的社会，人均收入有什么意义呢？
内蒙古磴口县广电局局长赵某，副局长乔某，均被传染“非典”，赵某在内蒙、宁夏四处求医，传染多人，终未愈，身王；乔某，独进京，求医，愈，受党纪处分，免职。这种事例并不少，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发展应该是社会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教育、道德等全面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这种种方面协调发展，是否存在市场失灵等是个大文章，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研究。政治建设肯定不能推向市场，道德、文化、教育、卫生建设等能否推向市场、能否用GDP来反映衡量？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中，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其本质在于把政治建设市场化，你给我行贿，我为你办事；你给我选票，我给你好处，还美名曰：诚信。这两名干部四处传播“非典”，仅仅用道德就可以解释吗？大批大批的民工、大批大批的学生因害怕被传染“非典”而返乡，是因为不讲道德吗？我们如何进行道德建设，我们的道德建设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
2、社会全面发展不是某个地区的事。我们并不是说全国要平均主义式的发展，但当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过于悬殊的时候；当有的地区进入“小康”而有的地方“后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就难于达到社会全面发展，先富起来的地区也难于进入小康，因为穷人就是当乞丐、捡破烂也要想方设法往这里面钻，于是带来疾病、社会治安、落后陋习等社会问题。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是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对于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的GDP虽然保持较高增长，同时，有些曾一度下降的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死灰复燃，呈上升趋势，如肺结核、血吸虫病等。
城市收容站出了问题，当然要依法处理。但城市收容站的工作也有其难度和压力，有损城市文明、城市形象、城市治安稳定的“盲流”太多、职业乞丐太多，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没有各地区间的协调平衡发展，在一个交通发达、信息畅通、人流物流涌动的现代社会，保持持久的稳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到了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