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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冬天，五百多万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年龄不等的人，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学校、机关，涌进了考场。关闭了十年的高考大门打开了，整整一代人从这扇门内觑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线曙光。
郭方：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一天，三十岁的郭方站在北京厂桥街道办事处的门口，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填写了一张高考报名表。这时，他的身份是“待分配知青”。
一个月后，他走进考场。“没有紧张害怕，倒有些如同参加一场历史性战役的使命感。”郭方回忆说，“奇怪的是脱离学校生活十年之久了，可解答一道道试题却像重逢老友那样酣畅流利。”
不久后，他收到了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竟然是那一年的北京高考状元。回忆起当年的高考，如今已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郭方说，一九七七年的中国，整整一代人蓦然惊醒：应该换个活法儿了！
十年的知青生涯，郭方在大兴安岭伐过木，在内蒙古草原放过羊，在黄土高原背过水。“高考是一个转折点。之前，我行万里路；之后，我读万卷书。”郭方说，“那一年的高考，是我个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诺曼底登陆’”。
龚玉：坎坷大学路
一九七七年的国庆节，“老姑娘”龚玉约朋友一起到香山看红叶。一辆塞满游客的公共汽车在经过她身边时，尾部突然一摆，龚玉一个跟头栽到了公路下边。当她翻身爬起时，汽车已远去。望着那团渐渐散去的黄尘，她大喊了一声：“我还不想死呢！我还要考大学呢！”三十年后，龚玉回忆说：“当时冲口而出的，也许正是我内心深处最渴求的愿望。”
一九六九年，龚玉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但心里一直梦想着上大学。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机会来了。这一年，全国各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并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龚玉幸运地被推荐参加考试。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纸“宣言”，宣告了这次考试的无效。
经过这次打击，龚玉再不也敢做大学梦了。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她的热情再次点燃。这一年，她已经二十八岁。不过这一次，命运没有再捉弄她，她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她是《半月谈》杂志社的一名编辑。
“‘文革’开始那年我上高一，本该一九六八年升大学，可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整整十年啊，这本该是一个姑娘从含苞欲放、亭亭玉立到瓜熟蒂落、婚嫁生育的时间。”抚今追昔，龚玉仍感喟良多。
王家新：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个时代结束了/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得寒冷/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一封来自远方的重点大学录取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诗人王家新在他的诗作《一九七六》中这样写道。诗中的“第二年”是指高考恢复的一九七七年。
和那个年代所有“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王家新的少年时代是在极度压抑中度过的。高中毕业以后，他被下放到一个农化厂劳动，生产一种叫“五四零六”的菌肥。劳动了三年多后，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
“这时，县宣传部抽调我去整理学大寨的材料，要大半个月，我简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农化厂请了十天假，回到家里猛背数学、历史、政治。高考后，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华中师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结果被武大优先录取。
王家新记得，那一年他所在的湖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他写的是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作文拿了满分。他还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还在我体内久久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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