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对伊拉克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后重建。一个多月来，伊拉克面临重重困难：社会治安恶化；对占领军的零星攻击不断；反美示威此伏彼起；缺饮用水、缺电、缺医药、缺食品，人道主义灾难正在降临伊拉克；债务问题和缺乏资金使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举步维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治势力的利益难以调和，甚至过去萨达姆的反对派也要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表示出一种独立于美国的倾向；伊拉克的中东临国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一个被外国势力扶植的伊拉克新政府，要求伊拉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求外国占领军撤出伊拉克。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又想起了“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甩开”的联合国。
5月9日，美、英、西向联合国提出了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决议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立即解除除武器禁运外的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所有制裁；在4个月内逐步取消目前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管理的“石油换食品”计划；石油收入将划归一个由美英控制的“伊拉克援助基金会”管理，基金的分配和使用由美英决定，联合国只能由秘书长安南指派一名代表，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组成顾问团负责审计；安理会批准美英管理伊拉克至少12个月，如果安理会不作出新的决定，管理期还可自动延长；安南将任命一位伊拉克问题特别协调员，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在伊战后人道援助、重建和新政府组建方面的工作；在美英和联合国协调员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由伊拉克人组成的过渡行政当局，直至伊拉克新政府成立。
尽管布什总统4月8日在美英贝尔法斯特峰会上谈到伊拉克问题时说：“联合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5月9日美、英、西的决议草案中，战后伊拉克重建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英手中，联合国只能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草案的真实目的是要联合国追认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合法性，并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显然，联合国的作用又一次受到严峻挑战。联合国面临艰难的选择：同意美、英、西草案，就意味着否定了联合国过去包括1284号决议、1441号决议在内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精神，这些决议规定，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条件是核查证明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联合国决议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拒绝这个草案，联合国也面临两个难题：一是联合国是个政府间的协商组织，不是一个权力实体，没有力量改变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的现实，所以迟早要和美英妥协。二是如果不妥协，在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法理问题上与美英的争论久拖不决，受伤害的是无辜的伊拉克人民。各方及早协商出一套解除针对已经不存在了的萨达姆政权的制裁的措施，是伊拉克人民的迫切愿望。因此，联合国安理会对草案举行的闭门协商，可能达成一项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很无奈的妥协。然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未必就能从此通行无阻。因为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路程决非笔直。征服和“改造”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主权国家并不容易。今后，美国在伊拉克的麻烦越多，就越离不开联合国。美国著名智囊人物约瑟夫·奈的一个观点可以为此作一个注脚，他认为，伊战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军事行动方面美国可以单独行动，但在战后单独行动就很困难。
联合国是战胜法西斯的五个主要国家美、英、苏、中、法为维护二战后世界和平建立的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间组织，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安理会的工作原则是五大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只有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发生了侵略，是否需要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美国和英国不顾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擅自对伊拉克动武，是对联合国权威地位的严重挑战，造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分裂和大国意见的尖锐对立。
美国导演的取消对伊制裁的决议草案，企图使联合国承认美英占领伊拉克的事实。这样，美英对伊战争以及战后美国对伊拉克重建工作的主导权就有了“合法性”。对此，法、德、俄三国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必须和安理会一系列决议的武器核查规定相联系，联合国必须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的立场与此相似。但是，法、德、俄三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也遇到了和联合国一样的两难问题。而且，现实的利益正在使这些国家采取务实的态度。法国和德国正在努力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并且表示支持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俄罗斯也表示不反对取消对伊制裁，只是坚持现在要让联合国重新回到国际决策的中心。
因此，伊拉克战争不会使大国重新形成两大对立的集团。一方面，法、德、俄三国都不愿与美国彻底闹翻，一再放风要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施罗德总理甚至对自己“过激的”对美言论表示道歉。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在与这些国家的对抗中得到好处。美欧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使美国要“惩罚”法、德的说法只能虎头蛇尾，因为，惩罚法、德，必然伤及美国自己在欧洲的利益。与俄罗斯关系的好坏，决定了美国能否完成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目标。在亚洲，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和解决朝核危机问题，美国是需要中国的合作的。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国间的分分合合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惟一标准，而常常是为了一些特定利益和目标。例如，科索沃战争美国依靠的是北约和欧盟。阿富汗战争美国依靠的是“反恐联盟”。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依靠的是“自愿联盟”，而反对这一战争的国家法、德、俄组成了“反战联盟”。解决朝核危机、免除伊拉克的债务，大国间还需要形成新的“圈子”。一旦完成了这些特定的任务，这些“联盟”、“圈子”也会趋于淡化。这是各国利益多样化的反映。尽管美国的力量一时还很强大，但是，多样化的利益组合不断变换，大国间的各种组合正在逐渐消磨美国的力量，正在把世界不可逆转地导向多极化的方向。这就是伊拉克问题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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