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强权了，但是这并不意味著世界是单极的了。一个单极的系统应该只有一个超级强权和很多弱小势力，没有显著的强大势力。这种系统造成的结果是，超级强权独自就可以有效地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而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组成联盟来阻止它这么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罗马统治下的古典世界和中国统治下的东亚，都曾接近这种模式。在双极系统中存在两个超级强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这两个超级强权分别领导著一个由同盟国组成的阵营并且互相竞争在那些尚未与他们结盟国家的影响力。而多极系统是一个系统中存在几个势均力敌的弱权，他们互相以不断变化的模式竞争，重要的国际问题需要靠一种强权间的联盟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政治就很接近这种模式。

　　当代国际政治不属於这三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一个由多个主要势力和一个超级强权组成的“单、多极化”系统。国际间主要问题的解决需要超级强权的行动，但是也需要其他几个主要势力某种方式的配合。然而，唯一的超级强权可以否决其他国家联盟的行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力量的各个领域都处在领先地位的国家，除了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优势外，美国的势力有能力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推动自身利益的发展。而在第二个层面上，那些地区性的主要势力在某个地区内有控制优势，但涌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影响。这些势力包括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亚欧大陆的俄国、东亚的中国以及具有潜力的日本、南亚的印度、西南亚的伊朗、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和尼日利亚。在第三个层次，相对次要的那些地区势力的利益经常和地区内较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这包括英国和德法联盟的关系，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南韩和日本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阿根廷和巴西的关系。

　　在一个单极系统中的超级强权或霸权者，由於缺少其他强权的胁迫，一般来说，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对其他较小的国家的支配地位，直到他的力量因内部的腐败或外部的力量的影响而被削弱。这两种情况在五世纪的罗马帝国和19世纪的中国都出现过。在一个多极的系统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希望一种由自己作为支配者的单极系统，然而其他的国家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在欧洲的政治中经济可能见到。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强权都非常明确地希望一个在其霸权支配下的单极系统。但是他们对於力量竞争的了解，以及早期对使用军队建立单极系统将带来的恶劣后果的认识，使得一种双极化的局面得以维持了40年之久，直到其中一国无力再承受那种对抗。

　　在上述的任何一种系统中，最有力量的一方总是对维持那个系统充满兴趣。在一个“单、多极化”系统中（uni-multipolarsystem），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就出现的少了。美国当然非常明显地希望一个由她作业霸权的单极系统，通常她也是在这种系统存在的假设下行动的。另一方面，其他的强权则希望一种在不受更强的超级强权的强迫、胁迫、压迫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或协作地达成他们的愿望的多极系统。在他们看来，美国追求的全球霸权是对他们自身的威胁。而美国的官员则为他们未能取得该种霸权而感到失望。总之，没有一个主要力量对当前世界事务的现状感到满意。

　　超级强权为建立一个单极系统的努力，促使其他强权更努力地趋向於一个多极系统。几乎所有的主要地区性强权都越来越坚持对於他们各自不同目的的宣传，这些目的通常都会与美国的目的发生冲突。全球政治於是从冷战时期的双极系统，经过海湾战争时期明显的单极，现在正能过10~20年的“单、多极化”时期而逐渐进入一个真正多极化的21世纪。而美国，就像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mski）说的那样，将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全球性超级强权。

并非那么仁慈

　　美国的官员们非常自然地倾向于世界是单极的。他们以美国的力量和品德自夸，并夸耀美国是“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他们向其他国家宣讲美国的宗旨、规则、制度是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在1997年在丹佛举行的G-7高峰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夸耀美国经济的成功应作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将美国称作“必不可少的国家”，并说“我们站在高处，所以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在很狭窄的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美国只在主要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面，是个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同时，这种说法错误地暗示其他国家是可以缺少的和美国的不可缺性就是因为她是智慧的源泉，实际上美国在处理许多问题时都需要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协作。

　　在阐述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看法的问题时，国务卿帮办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做出了以下的结论：“从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历史上的那些强大势力不同的是：美国的力量和她的强大之处并不是在於她是否能形成或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力量，而是在於她为了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而兴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有意促进全世界利益的。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则对“仁慈的霸权”综合症做出了最简明的结论，他将美国称作“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强权”（first nonimperialist superpower），这一说法在赞颂美国的独特性、美德和力量的同时，仅用了三个英文单词。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和驱使的。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在美国所做的各种事情中，美国或多或少地以单边主义的方式或被那样认为，试图做过以下的几件事：迫使其他国家采用美国以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及规则；阻止其他国家拥有可能抑制美国长期以来的军事优势；在其他国家跨国界实施美国的法律；通过其他国家在人权、毒品、恐怖主义、核武器增长、导弹增长、和现在的宗教自由与美国的标准的一致程度，来给其他国家划分等级；对於在上述领域不符合美国标准的国家实行制裁；利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口号宣扬美国公司的利益；通过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调整来对上述的公司利益进行服务；干涉那些对於美国来说相对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地区矛盾；迫使其他国家采用那些会有利与美国经济利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海外推广武器销售的同时阻止其他国家类似的销售；迫使一位联合国秘书长离任，并对后继者的指定进行独裁；将波兰、匈牙利、捷克纳入北约的同时，不包括其他国家；对伊拉克动用武力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维持对该政权的严厉制裁；将一些国家归类为“无赖国家”，并因为她们拒绝向美国的愿望低头而将她们拒之全球共同机制之外。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单极时期，美国通常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强加於其他国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美国试图使用的两种主要胁迫手段是经济制裁和武力干预。制裁是有效的，但也只是在其他国家同时支援的情况下，而这种情况也在渐渐消失。因此，美国要么在以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与盟国关系受损为代价的前提下，片面使用这两种方法，要么就不使用，而此时它们就变成了美国脆弱的一种象征。

　　对敌人进行轰炸或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国来说，付出的代价相对不高。但只是这两种行为的话，可以起到的效果也很少。更认真有效的武力行动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必须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合法化的审核，例如联合国，在那里最终的决定取决於俄罗斯、中国或法国的投票；必须有盟国军队的参与，但他们会不会参与却是不一定的；不能有美国的人员伤亡并几乎不能有“附加”（collateral）伤亡。就算美国可以满足以上的三个条件，她还必须要冒引起国内舆论和海外政坛及大众普遍强烈反应的风险。

　　美国的官员们似乎对一件事实上视而不见，那就是美国对一个他国领袖的攻击越重，就会使得那个人在他的人民中的威信更加高涨—为了他能够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面前挺胸而立而鼓掌欢呼。一直以来，对他国领袖的诽谤并未能缩短他们掌握权力的期限，从卡斯特罗（他一共经历了八个美国总统），到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都是如此。事实上，作为一个小国的独裁者，延长他掌权时间的最好手段就激怒美国将其宣布为“无赖政权”的领袖和全球和平的威胁。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以及议会和民众都不愿意接受单边领导全球的风险和相应的代价。一些倡导美国应领导的人，争辩美国应将国防开支增加50%，但那是毫无成功希望的。美国的民众非常清楚地看到，没有为了达到美国的霸权而花费精力和资源的必要。在199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13%的人表示希望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最显著的角色，而有74%的人则希望美国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分担权力。其他的民意调查也有相同的结果。民众对於国际事务的不感兴趣是普遍的，这可以从媒体对他国事件新闻报道的急剧萎缩看出来。55~66%的大众表示，发生在西欧、亚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事情，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许部分对外政策的精英不理会或反对这种说法，但是美国缺少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国内政治基础。美国的领导人总是不断进行恐吓，并许诺付诸行动，但总不能执行。其结果是一种“豪言壮语加退缩”（rhetoric and retreat）的对外政策，和不断增长的“空洞的霸权”（hollow hegemon）的声响。

无赖超级强权

　　按照世界是单极性的假设而行动的美国，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孤单。美国的领导人不断表示是在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而说话。但是他们想到的有谁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东盟国家？非洲？拉丁美洲？还是法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没有一个人把美国看作是他们所属的社会的代言人呢？美国所说的那个国际社会，顶多是在面对大部分问题时，包括那些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表亲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面对部分问题时，有德国和一些欧洲更小的民主国家；处理中东问题时，有以色列；而在对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方面有日本。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国家，但他们还远远不能算作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

　　事件接著事件，美国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在只有一个或几个同伴的情况下，与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和人民对抗。这些事件包括联合国欠费，对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的制裁，地雷条约，全球升温，国际战争罪法庭，中东，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使用武力，以及在1993~1996年间，将新的经济制裁指向35个国家。在这些和其他的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是处於一方，而美国是处在另一方的。那个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相同的政府的圈子也缩小。其他的不说，这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的阵容上来看也是非常显著的。在冷战的第一个十年中是四比一—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对苏联。自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取得中国的席位后，比例变为三比一比一—其中中国处在一个摇摆的中间位置。而现在是二比一比二—美国和英国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而法国居中。

　　尽管美国总经常将不同的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但在许多国家眼中，她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赖超级强权。日本最杰出的全保护、反对共产主义和全球的开放性经济，致力於“单边性全球主义”的方针政策，其目的是经济发展和建立有力的国际惯例和制度。而现在，美国通过在促进自身利益同时而很少考虑他国利益的方式，正在追求一种“全球性单边主义”的政策。美国不太可能退出世界而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但她有可能成为被孤立的国家并与世界的大部分脱节。

　　如果一个单极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话，也许一些国家会偏于接受美国作为霸权。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距他们很远，因此不太可能争夺她们的地盘。同时由於美国制约了那些地区性的强权国家的支配地位，因而也受到那些地区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是无论如何，“仁慈的霸权主义”也只是在霸权者的眼中存在罢了。“世界对美国领导权的渴望也只有在美国才保以看到。”一位英国外交家这样发现，“在其他地方，人们只能看到美国的自负傲慢和单边主义。”

　　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和精神领袖都强烈反对一个单极世界的前景，并拥护一个真正的多极化的出现。在1997年的一次哈佛大学的大会上，学者们提出那些人口总和占去世界总人口至少三分之二的国家中的精英们，中国人、俄罗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们和非洲人都把美国看作对他们本社会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外界威胁。他们并不把美国看作他们在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对他们的完整、自治、繁荣以及行为自由的一种威胁。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侵略性、干涉主义、剥削性、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虚伪的和惯用双重标准的，在对外政策严重受到国内政策驱使的基础上是“金融帝国主义”（financial imperialism）和“知识殖民主义”（intellectual colonialism）。作为印度的社会精英，一位印度的学者提出：“美国代表了外交和政治上最主要的威胁。在几乎所有牵涉到印度的问题上美国都有使用‘否决’权和其号召力的能力，无论那些问题是关於核武器的、技术性的、经济上的、环境上的或政治上的，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否定印度的任何目标并集合他国对印度进行征罚。”美国的罪恶就是“力量、傲慢、贪婪”。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参与者说，美国追求的是一种“强迫合作”的政策。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反对“一个基於美国领导，类似霸权主义的世界”。相同的角度，一个北京的参与者声称中国的领导人们认为对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中国的首要威胁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美国的政策，他们 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为了削弱和分离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设计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们把美国看俐世界事务中的邪恶力量，同时1997年日本的民众将美国列为仅次於北朝鲜的对日本的第二大威胁。

　　这样的反应是在预料之中的。美国的领导者们相信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其他国家则相信发生在他们自己那一片世界的问题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美国的，而且更确切的说，也不应由美国做出反应。就像曼德拉说一样，他的国家拒绝其他国家“傲慢地告诉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或者哪些国家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的国家”。在一个双极世界中，许多国家都欢迎美国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以对抗另一个超级强权。相反的，在一个“单、多极化”世界中，一个超级强权的出现会自动构成对其他主要强权的威胁。一个接一个的，主要的地区性强权们已经在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希望美国在他们有愿著利益的地区介入和干涉。例如伊朗就强烈反对美国的军队出现在波斯湾。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敌对关系是伊朗革命的产物。但假设伊朗国王或他的儿子现在还在统治伊朗的话，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伊朗将会把美国人出现在波斯湾，看作是对他们自己在那里的霸权的威胁。

不同的反应

　　各个国家对美国超级强权的反应也是多样的。在一个相对来说较低的层面上是普遍的恐惧、怨恨、妒忌的感觉。这保证了一旦在某个时刻美国遭到像萨达姆或米洛舍维奇这样人的侮辱性回绝，许多国家会想“美国终於遭报应了！”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怨恨可能会变成不同意，就像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拒绝与美国在波斯湾、古巴、利比亚、伊朗、治外法权、核武器增长、人权、贸易政策及其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一样。甚至有几次，当一些国家试图击溃美国的政策时，怨恨直接变成 了正面的反对。最高层次的反应将是由数个主要强参与的反霸权联盟的建立。这样的组织在一个单极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的国家将弱小到无法建立这样的组织。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这样的组织也只有当一个国家变得过强和麻烦到足够程度的时候才会应运而生。但是在一个“单、多极化”的世界里，这样的组织会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回顾历史，主要的强权们一直倾向於，为了对抗他们之中最强者企图建立统治地位，而建立一种平衡。

　　曾经出现过一些反霸权的联盟。总的来说，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在加强。没有美国出现的首脑聚会也开始浮现，这包括在莫斯科举行的德国、法国、俄罗斯首脑的会议（美国最要好的盟国英国也被排除在外），和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的双边会议。最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恢复邦交的友好会谈也出现了。由伊朗主持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大会与由美国发起的关於中东经济发展的卡塔尔会议几乎同时举行，前者非常成功，而后者则以灾难收场。俄罗斯的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曾经提出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建立起“战略三角”来与美国抗衡，据报道“普里马科夫理论”在俄罗斯政治各界是受到普遍的支援。

　　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次反霸权联盟行动，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了：欧共体的形成以及欧洲通用货币的产生。就像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说的那样，为了形成阻止美国统治这个多极世界的反作用力，欧洲必须靠他们自己联合在一起。很明显，欧元将对美元在全球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尽管这些反霸权的行动一直在发生，但是一个基础更广泛的、更活跃的、更正式的反美联盟还没有出现。可能有这样一些理由。

　　首先，这有可能太早了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於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应也许会从怨恨和不同意升级到反对和联合性的对抗。与当年欧洲霸权者们的军事侵略所造成的紧迫相比，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并不是那么即时。因此，在建立一个反抗美国统治的联盟的问题上，世界上的其他势力可以不必那么紧迫。

　　第二，当有些国家对美国的力量和富有产生怨恨的同时，他们也想从中获得利益。美国给予那些跟随她的领导的国家的奖励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外交援助、军事帮助、制裁豁免、对背离美国标准的情况保持沉默（例如沙特的人权暴行和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在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身份的支援、贿赂以及政治领袖对白宫的访问。同时，每一个地区的主要强权都希望在与其他地区性强权的冲突中获得美国的支援。在这引起美国可以给予的有利条件面前，其他国家最实际的策略有可能是，用国际关系的术语来说，不和美国寻求“平衡” 而对美国趋炎附势。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力量以及对抗她所需的消耗都会下降。因此这一点也加强了一个反霸权的联盟会在交垭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预测在目前的形势下将会出现一种平衡局面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1648年形成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7在那个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明显将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和其他人种区分开的东西，那就是欧洲共有的文化。同时这些国家也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在国际关系上的基本单位，并在不计国家领土、财富、力量的明显区别的前提下接受国家间法律上和理论上的平等。文化的同一性和法律上的平等，有助於构成一个可以在单个霸权出现的时候与之抗衡的力量平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运作得还不是那么完美。

　　现今的全球政治是多文明化的。也许法国、俄罗斯、中国会有挑战美国霸权主义的共同愿望，但是他们本身固有的文化差异使得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盟变得比较困难。另外，在那些把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并非平等化看作是人民之间自然关系的非西方社会之间，民族国家间独立自主的合法平等这一概念在他们的关系中并不起太重要的作用。一个关系建立的核心问题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至少在50年代末期，迫使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不想屈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之下。同样，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阻碍之一，就是面对一个人口更为众多、经济更为活跃的中国时，俄罗斯不情愿作那个地位较低的伙伴。文化差异、忌妒心、竞争都有可能成为在那些主要强权之间建立一个对抗超级强权的联盟的阻碍。

　　第四，超级强权和那些主要地区性强权之间纠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前者为了限制、反对、操纵后者的行为而采取的干涉。另一方面，对於那些次要的地区性强权来说，超级强权的干涉却是他们可以用来以抗那些主要强权的潜在资源。因此尽管不总会是这样，但是超级强权和那些次要的地区性强权之间，经常会为了对抗那些主要地区性强权而产生一致的利益。因此，加入一个反超级强权的联盟，对那些次要的地区性强权来说，只有较小的激励。

孤独的警长

　　将来，力量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必将决定在国家之间合作或对抗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合作将更有可能出现在那些文化相近的国家之间；从力量的角度来说，美国和那些次要的地区性强国，为了制约那些主要地区性强权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会有较一致的利害关系。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合作以及协助日本进行现代化军事能力的发展，对中国进行了警告。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为对抗力量逐渐上升的欧盟提供了砝码。为了对抗俄罗斯在力量上的任何发展，美国正在加强与乌克兰的关系。随着巴西在拉丁美洲统治地位的逐渐形成，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增进，美国把阿根廷指定为一个非北约的军事盟国。为了抑制伊朗在波斯湾的力量，美国与沙特进行著紧密的合作。并不是那么成功的例子是，美国为了与印度在南亚取得平衡而与巴基斯坦进行合作。在以上的所有例子中，制约那些主要的地区性强权的影响力，符合合作双方的共同利益。

　　这种力量和文化的相互影响表明，美国与那些主要地区性强权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比较困难，尽和与欧盟和巴西的关系可能会好一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应该与所有那些有相近的文化背景的次要地区性强权（英国、阿根廷、可能包括乌克兰）之间，建立比那些文化背景不同的次要地区性强权（日本、南朝鲜、沙特、巴基斯坦）之间更近的关系。最后，相同文明下的主要和次要地区性强权（中国和日本、日本和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抗性更少。

　　对於美国的政策来说，“单、多极化”世界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美国必须停止这种好像单极世界真的存在的言行。世界并不是单极的。在处理任何主要的全球性问题上，美国需要至少一些主要强权的协作。单方片面的制裁和干涉，必将导致外交政策的悲剧。

　　第二，美国的领导者们应该放弃“仁慈霸权”的纪想，也就是那种认为他们利益和价值观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著非常自然的一致性的幻想。这种一致性并不存在。有些时候，美国的行为可能促进了共同利益，并为普遍接受的目标做出了贡献。但是通常来说，美国并不是那样做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政策中独特的道德组成部分，更简单的原因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的利益必将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使得美国在其他国家的眼中的独特的，决不是仁慈的。

　　第三，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制造一个单极世界，美国仍然希望利用她在现今国际秩序中唯一超级强权的位置和资源，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诱导其他国家进行可以满足美国利益的合作。这必将需要俾斯麦式的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同时必须由俾斯麦式的人来执行。而且无论如何，这种策略都不可能被无休止的维持下去。

　　第四，力量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对於欧美关系有著特殊的联击。力量的特性是鼓励竞争；相同的文化有利於合作。几乎所有美国主要目标的达成，都取决於合作的成功，而并非竞争。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能否成功的核心，在英国支援而法国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将是与整个欧洲关系的关键。与欧洲的良好关系，是改变目前美国孤独的超级强权局面的最重要解药。

　　哈斯（Richard N. Haass）曾经说，美国应该作为“世界警长”并联合其他国家组成团队，以便在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进行处理。8在老布什执政期间，哈斯在白宫参与了处理波斯湾问题。他的提议反映了当时政府在组成我国的国际部队，并将萨达姆赶出科威特的成功与经验。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单极时期。这与1998年冬发生的伊拉克危机，有明显的区别。法国、俄罗斯、中国都反对使用武力，美国则建立了一支非全球性的美英军团。1998年12月，对於美英对萨达姆进行空中攻击的支援，是有限的，而批评意见却广泛传播。最使人震惊的是，包括科威特在内，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支援这次行动。沙特拒绝让美国使用驻扎那里的战斗机。与1990~1991年的情况相比，未来联合治安团的组成，更有可能像1998年所发生的一样。就像曼德拉说的一样，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不希望美国充当警察。

　　当一个多极系统出现的时候，世界警察最合理的取代方式是社区化治安管理，由那些主要的地区性强权承担维持他们所在地区秩序的主要责任。哈斯批评这种建议，他认为该 地区其他的国家，也就是那些次要地区性强权，半会反对被处於主导地位的地区性强权管理。就像我前面指出那样，他们两者利益经常会发生冲突。但美国和那些主要地区性强权之间也会产生同样的矛盾。如果维持秩序的工作可以由各地方完成，那么美国就没有帮他们维持秩序的理由。尽管地理条件并不与文化背景完全重合，但是地区与文明之间的重叠不容忽视。基於我在书中提到的各各理由，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对於家族分支成员的管理和维护，要比任何家庭之外的国家来管理的效果更好。在诸如非洲、南亚、甚至可能包括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发展联合治安维持的迹象。这样，美国的干涉就可以限於那些潜在的暴力冲突，比如些牵涉到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有著不同文明礼貌的主要国家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多极世界中，那些主要强权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排列组合的方式进行竞争、碰撞、结合。但是，这样的世界缺少那种“单、多极化”世界中特有的超级强权与主要地区性强权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因此，美国可能会发现，作为多极世界中一个主要强权，将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少费心，少争斗，而且好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