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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外逃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迄今，由于逃税或避税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活动在发达国家也屡禁不止。在我国目前资本项目管制、利率、汇率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和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利益驱动，一部分资本出于安全及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会流到境外，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每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究竟有多大，却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

　　988亿美元是此前被国内外广泛引用的一个统计数据，是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作出的估计，1997—1999年中国外逃资本额分别为364亿美元、386亿美元和238亿美元 。但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统计却显示，中国在这三年的资本外逃规模约为530亿美元 。两者相差458亿美元。

　　资本外逃是无法纳入正常统计的。据530亿美元统计报告的作者介绍，为了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一个较全面的掌握，该统计分别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直接法和间接法对中国1997—1999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用“直接法”测算出的数据是483亿美元，而用“间接法”测算得出的数字588亿美元。考虑到计算方法不同，因此，实际的资本外逃规模应在这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之间。“我们估计中国1997—1999年三年资本外逃规模约为530亿美元。”

　　据这位负责人分析，530亿美元和988亿美元的差异主要是两种统计所用数据不同，“即使将高低估部分轧差以后，他的测算结果总体上仍比我们的结果有所高估。”

　　首先，北大教授在计算外债年增加额时，用外债存量数据轧差，但由于外债余额变动中有一部分并不增加当年外汇流入，如逾期利息转本金、汇率变动和企业补申报等，所以他这种算法导致高估。另一部分被高估的是他用世界银行的外债数据对我国数据进行调整，而我国外债数据与世界银行统计有所差异，世界银行将在华外资银行视为我国居民，其对国内企业的贷款不被视为外债。他对这一情况不了解，造成高估。

　　还有一部分应该剔除的数据，他也没有剔除。如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总额中约有20%可以股东贷款形式缴纳，这些既计入直接投资，也计入外债务，他没有剔除，构成了重复计算。还有，他没有剔除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出，如正常的贸易信贷，即进出口贸易中正常的延期收付款。

　　同时，他在测算中重复扣减了部分正常资本运用项目，如银行国外资产变动额与对外证券投资净额、对外贷款净额、居民境内银行存款之间就有较大的重复，由此造成低估。

　　事实上，关于我国资本外逃的统计数据还有许多。这位负责人提到，这些统计多少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学者在估算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时，往往把误差与遗漏全部计入，这也是不对的。由于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不同、计价方式不同以及统计时点不同，统计结果中必须存在误差与遗漏，这在各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都是存在的。

　　造成我国国际收支统计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主管部门统计方法不一致。比如，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和外债统计口径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一部分应属于外债的资本流入也在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中反映。再如，在来料加工贸易中，海关按进出口合同额统计，来料加工贸易顺差中包括了工缴费、外商利润、境外营销费用等，远大于中方实际得到的工缴费高估总值造成统计误差。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统计误差均在国际收支中反映为净误差与遗漏。

　　不论是988亿美元还是530亿美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总体而言，我国资本外逃规模近两年在下降。由于相当大一部分资本外逃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国内又是当事人最熟悉的经营环境，因此，其中很大比例又形成了资本回流。

　　根据权威部门的测算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资本外逃占同期国际收支总额的3%左右，占国际收支对外支付额的6%左右，规模较小，且流出分散，没有爆发性，一般不会成为我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但资本外逃的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而且往往还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须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坚决遏制。

　　（摘自《经济研究资料》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