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红楼梦》中葫芦僧贾雨村手下的那一小小的门子把“护官符”的定义说得明白：“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泥！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至于这“密宝”的法力，门子也“谆谆教导”说：“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官）怎能作得长远！”，由此可以窥知：一是“护官符”当时流传甚广，因为“凡”作地方官的“皆有”，而且“各省皆然”；二是“护官符”威力不凡，因为“遵循”了它，官家不仅可以保命，而且可以将官作得长远；三是“护官符”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它不仅使雨村的前任官员们将那“护官符”之密的应天府尹马上一抛正气，把本来理直法明的人命官司最终“画”成了“葫芦”。从而戏剧性地为人们留下了那个时期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有力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一些地方，正存在着与“护官符”一脉相承的“士绅现象”。

　　“士绅”指的是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地主或退职官僚，这是旧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近些年来，某些消极的社会因素乘改革开放之机又沉渣泛起，各地的一些有“能耐”的人物，或者利用宗族长者的优势，或者凭借以个人才干捞到大钱构筑的实力，或者仰仗自己在通过各种手段织成的关系网中的特殊地位而逐步成为浮在平民之上的有脸面、有身份的特殊层面。他们并不直接使坏作恶，但却能助纣为虐；他们不属于政权系统中的“兵头将尾”，但许多“公事”若不遂他们的心愿时，执行中又常常在基层受阴遭挫；他们是一些不掌权，但惹不起、绕不过的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这些人，老百姓从心底里不待见，但多数人又因为必要时得求他们办事而不敢得罪他们 ，久而久之，人们便不约而同地从旧词中拣出“士绅”这个贬义中微带尊重的名字来暗地里称呼他们。围绕他们，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怪事：我们的某些地方官员、基层干部和政法干警“为了工作顺利”，有的平时或者过年过节常常隔三差五悄悄地“深入”到这些人家里推杯换盏共建“兄弟情谊”；有的借工作座谈、征求意见之机公开邀请这些人进机关作上宾并置宴“联络感情”；有的遇到地方关系复杂的案件、不便处理的就拜求这些人物先行出面法外“调停”、有的每逢在案件当事人与这些人有些瓜葛或这些人受人之托“曲线说情”时，总要设法作些“技术处理”或者是“退让三分”；如此等等。这便是所谓的“士绅现象”。

　　“士绅现象”在许多地方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一方面因为社会上某些具备“一定优势”的人暗中体验到了作“士绅”的甜头而极力创造条件争取进入“士绅”的行列；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少数干部党员自作聪明地总结了做人、做官的所谓“经验”而主动地把自己编入了这种“护官符关系网”，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政治腐败。

　　“士绅现象”的积弊是显而易见的。“士绅们”虽然身处民间，但却不能真正代理和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与要求，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不乐意与一般群众为伍。其次，我们的党员、干部固然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联系群众的渠道是广泛的，有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为数众多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要倾听意见、征请监督完全可以寻找他们。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少数“士绅”身上，无疑是党的群众路线走偏了。久而久之，不仅不能收到真正联系群众的效果，而且还会脱离群众。第三，事实已经证明，地方官员与“士绅”间的来往，多数情况正是吃喝和礼仪来往，很少有“讲政治”和“讲原则”的成份，而且双方还各怀私念。

　　这种相到利用、庸俗相处的交往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经济上、人情上的复杂交易，而这些交易又往往会把我们的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拉向法律和纪律的圈子之外，甚至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淖之中。我们的党员、干部做人、做官靠的是政治觉悟、党性原则、高尚情操和办事能力，站稳脚跟凭的是德、能、勤、绩，根本用不着去寻求什么个人或团伙的保护。退一步说，如果确实是因为个人行为走了邪路，出了问题，那是再好的朋友和再大的团伙也保护不了的。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政法干警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一味地在地方上编织关系网，寻找“护官符”而且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少数“士绅”身上，那他本身就丧失了党员、干部的标准和尊严，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愿所有已经卷入“士绅现象”的同志们迅速从那狭小的圈了里撤离出来 ，万勿轻信“护官符”；同时以自己的行动和众人一道坚决铲除“士绅现象”这种可能产生政治腐败的有害土壤，使“护官符”在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土地上永远绝迹。

　　（原载《中国法制报》1999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