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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们为什么热衷竞选“村官”？他们以何手段参与竞选？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政治新动向？

一个老板捐资竞选“村官”的标本

　　“我正在忙着处理和邻村的地界纠纷，请过两小时再来。”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38岁的杨保伟，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杨力制笔厂厂长。他说，他17岁开始继承木匠祖业给人打工，曾经辗转于江西等地，十多年前开始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经商。1997年，他涉足制笔业。如今，上杨村的制笔作坊，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也成了一个富有的义乌老板。

　　3个月前，杨竞选上了村委会主任，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杨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竞选的情景：他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在前两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到第三轮选举投票时，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再者，生意人时间就是钱财，村官琐事太多，不可能不影响到生意，这样的钱财如果可以量化的话，杨估计为了当这个“村官”，三年他要付出的成本是40万元。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捐资10万元参政？有政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杨的说法是一时冲动，别人利用他的傲气激他的。

　　显然，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解释过于牵强。

　　在谈信纸过去村政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真正原因。

　　上杨村临时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苦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130户人家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窝都不容易安排。

　　更有甚者，拥挤的住房还影响到生意。杨做外贸生意，有些国外的商人朋友来到家中差点毁弃了生意上的合作。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被克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在这个方面的损失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了大钱。可是他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Z他想到，要是当了村主任，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搞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现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

　　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的祖辈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和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出人头地过。而村主任在乡村绝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名来的，但他不否认他渴望这样的光荣。

　　和杨保伟一样，距离上杨村不到10公里的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村委会主任虞迁顺也是做笔生意的，也在换届中捐资十万当选村主任。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偈虞迁顺、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学生买学习用具”等等。

　　“以前我们没有在意参政捐资现象，在今年较为普遍地出现我们就必须有态度了。我们请示了市委，最后一致认为不是贿选，所以，我们持两不态度：不提倡，不反对。”蒋守训说。

　　根据蒋守训的了解，在温州、福建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新富捐资参政的案例都出现过。

关键是创造公正公平的竞选环境

　　老板捐资参政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有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负责指导的有关职能部门对这种现象是提倡还是制止？当选结果有效还是无效？种种问题接踵而来，人们评说不一。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加评定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有三点看法是明确的：一是这一行为没有违法，因为相关法律没有规定行还是不行；二是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包括选民素质，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三是依法选举与符合各地农村农民实际情况的结合点上需要探索研究。

　　那么，上杨村民的选票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1个亿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视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的存款。只要肯劳动，在这里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人家。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但是，当人们把视线投到更广的范围时，将不得不承认：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可能会利用自身经济实力，以购买“党票”、进行贿选等不政党手段寻求掌握政治权力。

　　事实上，在浙江发达农村，一些“老板”、“能人”竞选“村官”时，把他们纯熟使用的经济手段掺进选举过程，导致了村委会选举的白热化程度。

　　“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中国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

　　在义乌长期研究村委会民主选举的蒋守训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规范选举行为，创造公正公平选举的竞争环境。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今年上半年结束的义乌市村委会选举中，义乌市推出了不少新举措：

　　一、坚决摒弃流动票箱，85%以上村采用设公开投票站和秘密写票处，绝大多数村民对秘密写票处感到高兴放心。

　　二、规范承诺内容。这次选举中，不少老板公开贴出承诺书，许诺捐赠10万元，代交农业税，为老年协会老人们发生活补贴和改电、修路、清扫垃圾等条款，其中一些内容违背了法律，甚至诽谤攻击他人。义乌市有关部门及时对承诺捐赠作出四条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规定，即捐款就是捐赠，不能以押金形式出现；捐赠必须为全村举办公益性事业，不能具体到人；承诺书内容不得违反政策法规，不得攻击诽谤他人；重在把握候选人的素质，不法分子和严重违法违纪者捐赠资金再多也要引导村民不投其选票。

　　三、积极创造公正公平竞选的条件和时机，坚持查处公开贿先当事人。民政部门组织候选取人发表治村演说，村选举委员会公开设立况选栏，上级政府组织候选人集中告诫谈话等。

　　“关键是要让选民自己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选谁不选谁的决定权完全归选民自身。只要这一条做好了就成，老板或不是老板当选我们都不必操这份闲心。”蒋守训说。

　　政府其实不可能“不操闲心”。为了使“村官”们依法自治，义乌市着重抓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每年抓好村委会干部以依法治村为主要内容的培训。今年选举结束后，“村官”们普遍接受了市、镇两级举办的三天培训。二是把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稳定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内，凡村委会确定的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三是坚持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和镇、街道联管村委会财务制度，加大村民的监督力度。四是建立了村委会实施农村“五化”（即环境净化、电灯亮化、路面硬化、村庄绿化、家庭美化）责任制与奖金挂钩的考核制度。

　　“那些没有当过‘村官’的老板，通过培训，通过制度规范，一般都能小心翼翼地学会当官。”蒋守训说。

　　事实上，记者接触到的浙江“老板村官”们的普遍心态是：当上了村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既有权力，也有约束。

　　用浙江瑞安北隅村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刘德龙的话说，‘村官’办事不仅要办好，还要办得光明磊落。“你办事不光彩，你想捞一点好处，群众不会放过！”“你能否连任，能否不被罢免，是直接建立在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的基础上的。”

　　两年前，义乌市曾经罢免了4个村委会主任。谈起那罢免的场面，一些‘村官’用“惊心动魄”一词形容。许多新从政的“老板村官”感叹地说：“破点财没关系，这张脸丢不起。”

　　的确，罢免村这的事儿，如今在浙江已不算新闻。

“老板”缘何要当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党国英说，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认为，“老板”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这位精通文墨的官员在其一份报告中写道：“安得农村变新颜，江山须有能人出。”

　　“应大胆起用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最近这样大胆地向高层呼吁。俞敬忠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经济，事实上是“能人经济”，农民增收致富离不开先富起来的能人带领。

　　他进一步论述道，这些在市场经济中领先一步、胜人一筹的能人，代表了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实践者，是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