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戴着手铐，被联邦执法官带往圣菲县成人管教所。车上只有我和押送人员。我脑子里萦绕着许许多多的疑问，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政府会想办法在监狱里把我干掉吗？我心想，假如他们不杀我，我就终有一天会出去。

　　“他们会想办法让我自杀”

　　我被带进一间狭小的牢房，墙上有一扇窗户。看守看着我脱掉便装换上红色囚服，囚服是用粗麻布做的，穿在身上不太舒服。他们重新给我戴上镣铐，给我一个盒子装东西，允许我留下两件内衣。

　　家里人不知道我的下落，法官没告诉他们，也没告诉我的律师，将把我关在什么地方。

　　入狱第一天晚上，我获准打了一个电话。我对妻子说，我在圣菲县，不会有事的。整整一个月期间，我只获准给家里人打过这一个电话。妻子听起来非常害怕，她告诉我，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他们记得联邦调查局曾经威胁说要处决我，跟“罗森堡夫妇的下场一样”，因此他们六神无主。

　　真惭愧让他们担惊受怕。我知道这是有预谋的，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律师想对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受尽折磨。

　　我无从知晓自己所受的待遇是否与众不同，但不久后便听说我是一名“特殊的”犯人。新来的犯人通常关在集体囚室，里面没有床铺，每个人只有一块塑料垫子和一床毯子，由于没有地方可坐，囚犯只能躺着。有的人每天晚上都大喊大叫。

　　我开始感觉到政府在折磨我，他们企图摧毁我的意志，而不必马上站出来向我开枪。我对自己说：他们企图让我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干过的事情，让我说“好吧，你们没搞错，我是个大间谍”。我估计，假如我不认罪，他们会想办法让我自杀。然而他们的卑劣伎俩却使我更加愤怒。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让比尔·理查森和政府得逞，我决不放弃，决不向他们的卑劣手段和谎话投降。

　　我的牢房里始终亮着灯

　　我在单人牢房里伴着病人般的尖叫和呻吟度过了世纪之交。在监狱里，新年比不上圣诞节重要，圣诞节有牛排吃，那是一年当中改善伙食的唯一机会。虽然每天挨饭，我却不想冒着感染绝症的危险吃牛肉，因此碰都没碰牛排，错过了一年才有一次的特殊伙食，然而新年对联邦局有用，千年转换成了他们关押我的又一个借口。联邦调查局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电子系统在新年第一天陷入瘫痪带来的混乱局面，将使他们无暇监视我。

　　这段时间，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入狱后的第一个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只能走出牢房一次，穿过15英尺的走廊走洗澡。周末则根本不许出门。即使是我睡觉的时候，牢房里也始终亮着灯。每个星期，家里人可以探监一个小时——由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站在旁边监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律师每个星期来一两次，我可以走出牢房跟他们见面。除此之外，我每天24小时呆在牢房里，第一个月内，我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纸，没有笔，没有热水，跟他人仅有的接触还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明白，为避免精神崩溃，我必须在脑子里想些事情。我整天琢磨自己的案件，设法回忆一切对律师有用的细节。我向狱方要了一沓纸，专心编写一本数学教材。我要求从监狱图书馆借几本书，但不知道狱方会给我什么书。       
                       
　　伴着孤灯我有时觉得后悔
                               
　　2000年1月中旬，在黑牢里关了几个月之后，我转移到A区，那是戒备最为森严的牢房，有两名看守日夜值勤。
             
　　即使到了A区，我仍然受到另眼相待。我不能打电话，放风时，看守总要给我戴上镣铐。A区的其他犯人常常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叫道：“嗨，李文和！”然后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或发表一番愚蠢的感慨。我从不予理会。有的人面相凶悍，大多数人非常年轻，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我厌恶他们，尤其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在被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伴着一盏孤灯，我有时觉得后悔，1964年真不该到美国来读博士。我肯定是造了什么孽，才会遭到如此报应。坐在牢里，我不能不认为，不管你多么聪明，不和你工作多么努力，像我这样一个华人、一个亚洲人，是绝对不会得到认同的。我们永远是外国人。                                       
　　戴镣铐的最后一天，美国新墨西哥州法院的首席法官向我道歉了。                                                      
　　2000年9月13日，在未经审讯被单独监禁278天之后，我终于自由了。负责审理我“盗窃”“王冠上的钻石”——即最重要的核机密案的联邦法官詹姆斯·帕克，用低沉而威严的声调向整个美国宣布：“我受了政府的误导。”   
                              
　　法官和全国人民确实受了严重的误导。我知道，目睹了这场蓄意栽赃事件的其他核武器科学家也知道，联邦调查局诬陷我盗窃的“核机密”其实都是公开材料，毫无秘密可言。我作为核密码编制者下载的那些文件，也并不像政府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什么最新型武器的密码。委婉地说，这些文件是早已过时的“遗产密码”。全世界都听到了帕克法官对我说的话：“李先生，执法部门关押你是不公正的，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我看到了妻子的微笑   
                                  
　　在我身后，有人欢呼了一声，接着整个法庭沸腾了。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看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西尔维娅微笑着，我很久没看过她这样微笑了；我看到，许多朋友邻居、同事也在旁听席上，为我欢呼。                                                    
　　我曾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个杰出的科学团队中深受信赖的一员，美国的核武器就是在那里设计和保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几颗原子弹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山的山顶上，我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和其他在海拔7600米的“山上”居住的人一样，我是一名核专家，一个爱踢足球的父亲，一个热爱野外活动的人，一个积极投身于这个特殊的科学世界的人。
       
　　我的那段生活结束了，成了关于另一段人生的遥远记忆——那段人生是在我的政府和新闻媒体指挥我犯有间谍罪之前；在我未经申判，甚至没有经过一次公正的听证会就被关进监狱之前；在我学会怀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前；在我懂得要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打交道，必须要有一名律师，或者至少是一名信得过的证人在场之前；在我被称作间谍，敌方特工——一个不忠诚的、满嘴谎言的叛国者、一个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卑鄙、最坏的家伙之前。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因为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