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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原运城地区撤地改市，随即筹备召开运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此期间，市辖13个县（市、区）先后召开了人代会选举运城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当地群众反映，为当上市人大代表，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基层干部、个体老板纷纷向所在选区的县（市、区）人大代表送钱、送物，其中许多人竟得以当选代表。

　　据反映，运城市所属河津市选区“花钱买代表”问题最为严重。根据安排，河津市选区这次应产生出席运城市第一届人代会的代表32人，除上级推荐的候选人6名外，其余26人从河津市直接选举产生。这26名代表的候选人来源又分两部分：多数由中共河津市委推荐，称“正式候选人”；其余名额由10名以上河津市人大代表联名推选形成，称“差额候选人”。因为实行差额选举，所以河津市的候选人多于正式代表。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花钱”之风始于那些“差额候选人”。河津市共产生了12名“差额候选人”，这些人多是基层较富裕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有的是当地率先致富的私营企业主，个人资产达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为当上代表，有的人不惜重金拉选票。据参加选举的河津市两位人大代表举报：这些“差额候选人”中多人给政府官员和河津市人大代表行贿，多则每人1200余元，少则每人200多元至300元。而一些“正式候选人”也怕不花钱会落选，纷纷效仿，给每位代表送了几百或上千元的礼。河津市委一名领导估计，此次河津市选“人大代表”，用于送礼、行贿的总金额至少在200万元以上。

　　河津市人大代表、东光德村党支部书记李全堂告诉记者：早在选举前10天就有人开始向代表行贿，他本人先后收到7名候选人送来的钱、物，包括：薛安民送价值200元的毛毯一条，赵吉民送“红豆”内衣一套，薛中泽送人民币888元和一个台历，薛建康、李锦民、郭志康、米永建各送人民币1000元。这7人大多是“双重身份”；既是财力雄厚的私营企业主，又兼任所在村的支书或村主任。他们中多数属“差额候选人”，其中几人甚至连河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都不是，最后竟当选了运城市的人大代表。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正式候选人”也加入了“贿选”行列。据知情人介绍，河津市赵家庄党支部书记赵马科是正式候选人，他借钱给一些代表送了礼，总共花掉6万多元。有些工作出色、作风正派的候选人是被迫出钱的。武家庄村支部书记武生发是正式候选人，一开始表示绝不向代表送礼，有的代表就向武的朋友说：给武生发讲一下，别人都送，他不送，我看他危险。后来在选举前一天晚上，武的朋友代他将钱送到了代表们的房间。

　　运城市盐湖区一家名为“胖子涮锅城”饭店的老板，为当市人大代表，向每位代表送200元餐券。选举投票时，有些代表还不知道这位老板的名字，便现打听现投票，最后该老板成功当选市人大代表。

　　原运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世贤说，由于“贿选”成风，导致一些选区的选举结果异常。一是党委推荐的候选人特别是一些无权无钱的普通候选人在选举中纷纷落选。在河津选区，运城市委推荐的6名候选人有4名落选，而12名“差额候选人”中有9名当选，其中包括向李全堂送钱、送物的多人。在盐湖区选区，党委提名的6名农民候选人和2名教师候选人竟全部落选。二是当选代表在地区和行业的分布上出现不均。河津市攀村镇有5万人口，经济实力很强，竟没有产生一名运城市人大代表，而有3万人口、经济状况一般的生楼乡竟一下子产生4名运城市人大代表。

　　据了解，农村的“有钱人”争当人大代表，其目的一方面是想获得“政治名誉”，同时也是为企业发展寻求一种“保护”，凭人大代表的“特殊待遇”来应付某些干扰，获取某种利益。河津市的薛安民是搞建筑装潢的，他在给代表送礼时直言不讳地说：当了代表后，自己在运城市揽工程就更容易了。

　　在正式选举前，这种“花钱买代表”的正常现象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李全堂在收到钱、物后，感到问题严重，在选举前向河津市委、市人大、运城市委、市人大筹备组递交了举报材料。但有关部门并未采取得力措施对这种行为予以制止。目前上级纪检部门已派出专人到运城市查处“贿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