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
——10月2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论坛2006”开幕式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在做主旨发言时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作了如上的总结。
袁教授认为，上述概括是回顾中华文明得到的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时，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袁教授还指出，上述的几点对今日之中国仍有借鉴意义，而且其意义或许会超出中国的范围，供更多的人参考。
启示之一：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中国的经典中多次出现。袁教授援引《老子》和《论语》等指出，中华文明的两大思想来源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中都多次出现“和”的观念。
他从“和平”与“和谐”两个层次进行了说明，和平与和谐都基于一个“和”字。他认为，相对于和平，和谐是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
“中华文明中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启示之二：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的固有思想，《尚书》和《老子》等经典中都提到了包容的观念。袁教授从中华文明的发源、组成和演进等方面说明它的包容性。以战国和唐代为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而唐代的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人员组成的多民族化、文学艺术题材风格的多样性等都说明包容是它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这也是中华文明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启示之三：选择开明
讲到“开明”，袁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四点核心：即“民为贵、广开言路、举贤授能、以法为准”。他指出，中国古代往往将“盛世”和“开明”联系起来，称为“开明盛世”。唐太宗和魏征、唐玄宗和姚崇等贤君明臣的典故都是盛世与开明紧密相连的重要例证。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体现了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都是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开明，为开明才能广得人心，为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启示之四：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不是最早的，但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袁教授认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断变革是其中之一。这归功于中华文明底层蕴含的变易的思想。在中国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变的思想，这种变易的思想在政治上往往被作为变法改制的依据。
从政治实践上来说，中华文明的几千年历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
回顾历史，凡是革新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
启示之五：选择开放
中国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袁教授以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唐代文化的交流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为例来说明中华文明的开放性。
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合外，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双方文明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而明代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科学也对促进中国的生产力起了关键作用。
袁教授指出，当欧洲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安于现状，闭关自守，这对中国来说是惨痛的教训。但此后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先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这种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文化的层面，使得中华文明开始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开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演讲的最后，袁教授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出发，表达了对二十一世纪全人类文明生态的看法：“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文化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全球化必须做出清醒的判断。”
袁教授主张不要笼统地提“全球化”，或者笼统地提“全球化时代”，应当对不同层面或领域进行具体分析。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是大势所趋。但在精神层面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一种文化强加于人是不可能、也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并充分尊重各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选择。
在当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难以存在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同文化只能以开明开放的态度相互包容，只能和平和谐的共处，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我们对二十一世界人类生存方式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