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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延安讲话的局限，而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个讲话全部否定了，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是唱下里巴人，还要有阳春白雪。讲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唯一的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概念。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而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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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讲我们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它的文学的气质和文学的特质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在诺贝尔的历史上，像萨特，就是你们法国的共产党员。像肖洛霍夫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在被千百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工作过，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再一个问题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和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用什么来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们就认为我就是和共产党关系密切，他们不密切吗？这个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作家是靠作品出发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是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比如说《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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