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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在《蛙》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展示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因为“蝌蚪”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包括“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高密东北乡的描写。

　　莫言坦率地说：“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我的野心。”

　　在莫言眼中，蝌蚪只是有一点文化的“准知识分子”、不及格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多数。论正直他们还算正直，论善良也还善良，但他们的懦弱是天生的，他们不敢与人争锋，能够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是文化人的大多数，要允许他们生存，毕竟是他们在做着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说。

　　自2001年推出潜心5年完成长篇《檀香刑》后，莫言开始匀速拓展长篇创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他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打着“高密”的标签。对此，莫言的解释说，得先把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敢说为他们树碑立传，但要把他们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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