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耐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列举了种种事实,证明当前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联合为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动力,从而使“帝国”主权取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大卫·S.佩纳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全球化并不一定带来民族国家的衰弱。
佩纳认为,如果“超国家”意指独立于特定的民族国家或某些民族国家的联合,那么,联合国、北约、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就不能被称为是“超国家”的机构,因为它们虽然从地理上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界限,但是并没有摆脱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贸易国的附属。没有这些国家的资助和保护,题目就不能正常运作。民族国家和她所资助的超国家组织一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声称全球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这种说法是烟幕弹,事实上民族国家仍然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坚强后盾。
列宁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机构,主要是由它所控制的军队、监狱等特殊群体构成。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有效,因为正是国家权力构成了民族资本全球化的动力。我们只需对列宁的话做小小的修改,在军队和监狱之外,今天最强大的国家还利用所谓的超国家机构,来制定加入世界经济的各种条款,并把它们强加给那些弱势国家。超国家机构是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施加强制性影响的渠道。弱势国家的精英之所以同意把全球化的恶果加诸自己的国民,是为了在国内确保自己的统治。结果是不管在强国还是弱国,精英和国家机器相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力量越来越强大。今天,被全球化严重伤害的不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而是普通民众的安全。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全球化是民族国家在后冷战时期保存和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同样,全球资本的繁荣发展也有赖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存在和支持。我们可以称今天的世界秩序为“帝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她是美国精英及其盟友的帝国。不管是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它们都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霸权,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全球化来增强它们的主权。
(美国《政治事务》2002年第11期,黄晓武编写,引自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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