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生在《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上撰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尽管有超越国家界限一面,但在我们的具体经济工作中,仍然可以做到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
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这同国际格局中民族国家的因素冷战后它们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为突出相碰撞,其结果就产生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意识相冲突的论点。如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提出,“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等。作者认为,这三个观念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全球化的现象有关,不过,人们把全球化某些因素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文章指出,不能笼统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民族国家的时代就完全过去了。发达国家之所以对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感兴趣,是因为这一界限对它们的跨国公司来说,更像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除非它们面临更强大的发达国家的欺压。至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民族国家界限不能忘情,乃是因为这一界限是它们发展的有力屏障和积极推动者。因为一个具有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独立自主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势政府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依附地位的先决条件。既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要占到全世界人口的4/5,并且他们或迟或早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都要借助民族国家充当其发展的有力屏障,那么,西方学者预言“民族国家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未免言之过早。 文章认为,全球化的确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带来一些冲击,欧元的出现便是其证明。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因此在主权上是不能轻易让步的。自觉地有所让步,那只能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欧元事实上是人们改变了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民族国家的意识和观念完全过时了。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在某些环节上,存在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冲击;但在更多的环节上,甚至可以说在总体上,依然是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对立并没有因全球化而消失。且不说美国的霸权主义日益激发、加深着伊拉克、古巴、利比亚、南联盟等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就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与欧洲联盟各国之间的种种利益差异与矛盾,也时刻刺激着欧洲国家人民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从而不时发出“经济爱国主义”的呼声。 关于国际社会如何处理世界一体化即全球化环境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文章指出,用否定传统主权概念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如果否定一国的内部事务不受国际社会管辖这一对外主权,那么谁来代表国际社会处理这种原先纯属“一国的内部事务”呢联合国吗现在没有充分保证可以使人相信,联合国不致成为某个大国的工具。第二,大国的洁净生态环境是建筑在污染输出的基础上的。维护传统主权概念可以给发展中国家人民以同这种“生态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武器。第三,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关系上也存在着矛盾。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固然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但发展中国家为了搞现代化,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这个矛盾的解决应以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为前提,就是说,这关系到维护一个国家的发展权的问题,他国不得强行干预。 文章最后指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国家观念并存的时代。只要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利益依旧存在,那末对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意识以及立足于其上的伦理价值取向——爱国主义就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如果说,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的法国尚且提倡“经济爱国主义”,我们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面对强手如林的险恶国际环境,就更不能不讲爱国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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