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成长不等于进步

　　2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更多的人均收入、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更自由的空间、更受保护的权利、更多元的文化……

　　在全球经济向更高层面的信息时代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终于苏醒过来，用20年时间赶上了这趟尾班车，这其中的历史含义，也许要得更远的将来才会看得更加清晰。回想60—70年代，当我们陷在一场以“文化”来冠名的“大革命”中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却开始了腾飞，并和我们逐步拉开了距离。现在，其他国家的暂领先并不可怕，我们的“三步走”战略虽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只要不得找到路，就不怕路远”。

　　真正让我们忧虑的，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复活的种种肮脏力量。他们信奉的“发展哲学”是：只要找到近路，就不怕它是充满险恶和罪恶的小路。这种“发展”，不会再次印证“成长不等于进步”的道理。

　　现在，人们随处可见的是：

　　经过粗暴的“专政”年代之后，开始有了律师来代理诉讼，维护权益，但有的却以和法官的关系为招徕生意的利器；

　　经过了勒紧腰带的穷苦日子后，开始有了充足的财力来建造大型工程，便留给后人的可能是一大堆“豆腐渣”；

　　在结束凭票供应日用品的时代后，有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供自由选择，却日益让人难辨其真假；

　　显示生活丰富的娱乐消费业发展迅速，却有不少是以公款和色情作为支撑；

　　家庭的装修越来越豪华，而不少公共的环境却越来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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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阴影的存在，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愉快和成就感。而这些肮脏力量的泛滥，则影响我们产生对未来的充分信心。

拥有而没有享有

　　在80年代，常用一句话来形容那些“不知足”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说，在那个人人受益的年代，公务员的抱怨还能让人部分理解和接受的话，90年代中斯之后的社会，则是越来越难以从发展中普遍受益了。这不是发展的停滞不，而是社会理性力量的停滞。发展意味着社会的拥有越来越多，只是，这种拥有与老百姓真正的享有——从拥有的东西中受益——有了一定的距离。

　　拥有可以承包的土地，而有人却无法享有有保障的基本生活；拥有结构完备的法律体系，而没有享有充分的法治；

　　拥有数量众多的警察，而没有享有充分的安全；

　　拥有活跃的证券市场，而没有享有公平、经济的资源配置；

　　拥有大量投资建设的国企，而没有享有应得的利润；

　　拥有更多、更大的学校，而没有享有充分的教育；

　　拥有日益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而没有享有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拥有彻底市场化的房地产业，而承受不起房屋昂贵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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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空有拥有之名而没有享有之实时，这种发展的价值无疑会让人迷惑，其作为社会稳定剂的威力也不免会被大打折扣，社会“成就”并不是某些部门和官员念念不忘的“政绩”所能概括的，它不是一堆干巴巴的数字，而是需要建立在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感受上。

沉默的大多数

　　当某些高官被送上法庭时，当一些地区的领导班子集体落马，足可以在监狱里召开“常委会”时，当一个单位的大部分员工分工合作集体贪污时，毋庸置疑的是，肮脏力量已较全面渗入社会的肌体。

　　在一个相信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的国家里，良性的力量也许永远会占多数，但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分散的多数也是无力的、随波逐流的。而肮脏的力量却往往是活跃的，有力的。

　　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中，湛江海关一个新分配进去的关员起初并不愿参与，但在全室同事的无形逼压之下，他不得不收下了分给他的第一笔赃款，在那里，刻意保持清白之身的人会被其他人看作是预备告发的“内贼”，或许会在某个夜晚遭受无妄之灾。在上海，一个在国企做会计的朋友最近下岗，因为她不愿按经理的指示编制假账，她只有选择静悄悄地离开。

　　瑞士人说：“我们有贵与不贵的旅馆，但没有干净与不干净的旅馆。”这是生活上的干净。

　　新加坡人说：“我们有薪水高与薪水低的公务员，但没有收红包与不收红包的公务员。”这是政治上的干净。

　　美国人说：“我们有能干与不能干的政府首长，但没有守法与不守法的政府首长。”这是法律上的干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一个干净社会的产生，更有赖良性力量对肮脏力量的数量优势。

　　国家领导人曾经沉痛地说：“只有腐败能让我们亡党亡国！”腐败又把我们带入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历史在等待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