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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应该怎样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呢？高尚全先生2000年11月14日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文中说：“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和财富创造过程中”都作出了“实际贡献”，“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仅劳动，而且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如果不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益分配，那么，价值创造过程就会中断，劳动创造价值也无从谈起。”

　　高尚全先生所论，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而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类一般抽象劳动。价值不是存在于商品中的一种什么固有元素，而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各个生产者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准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价值不同于使用价值（效用），也不同于它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或价格。资本（生产资料）、土地（自然资源）与劳动共同参与了使用价值的创造，但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否定了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就等于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学说。

　　高尚全先生所论又涉及一个十分陈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早已批判了的让·巴·萨伊等人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围绕着价值的源泉是什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一方和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另一方的论争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早在十九世界初期，以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把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效用），提出了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生产资料）、自然（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既然三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所以三要素的所有者应该各有所得，即劳动——取得工资、资本——取得利息、土地——取得地租。萨伊的这个学说为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到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欢迎，被历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至宝，其基本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

　　马克思对萨伊的生产和分配理论给以尖锐的批判，认为萨伊的理论是“庸俗的”、“荒诞无稽”的谬论。马克思在指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是他的分配论的基础时说：“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232页）马克思把萨伊的分配理论讽刺地概括为“三位一体公式”。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它们在价值论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重要命题。这样，是否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成了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高尚全先生既然认为资本也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作出了“实际贡献”，认为“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那么他所说的“价值”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的“价值”了。我们可以承认高尚全先生提出的是一种价值理论，但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当然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既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也就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或发展了。

　　也许高尚全先生会问，如果不突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不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是不是与中央文件相抵触呢？因为中央文件明确地说：“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我认为，这是对中央文件的误解，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了。中央文件讲的是“收益分配”，不是讲“价值的源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而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即承认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是合法的，但地租只能占土地收获物的25％（这就叫“二五”减租）。这一套政策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大批地主站到了抗日人民一边，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抗日军民打得日本侵略军焦头烂额。但是，能不能据此就说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而改奉萨伊的“三位一体论”了呢？能不能说共产党放弃了“地租是剥削”的看法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同样道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适当发展，这并不等于说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并鼓励土地、资本参与收益分配，并不等于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改奉萨伊的“三要素论”，承认“资本创造价值”。这是简明易懂的道理。谁如果因此而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错了、过时了、要修改，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科学的背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早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进步就在于实现了最简单的社会分工，“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220－221页）也就是保护了劳动力。他们也曾充分肯定过封建地主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都曾经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曾经是进步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评价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256页）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否认奴隶主剥削奴隶、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承认地主与农民共同创造价值、资本家与工人共同创造价值，那就荒唐了。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要不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等生产要素应该不应该参与收益分配，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也就是要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事实证明：适当地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依据，因而没有必要放弃劳动价值论而到“三位一体公式”中去寻找理论依据。

　　放弃劳动价值论危害很大。首先，会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座科学大厦的根基动摇，使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固定化，不向高级阶段发展，更不要共产主义理想了。第二，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发生动摇，最后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保不住。第三，在党的理论阵地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党就无法从理论上去宣传人民、教育人民，会出现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和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念的大混乱。这不仅不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要发展，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是，必须坚定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口头上说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那就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有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