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有大学问

　　至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做不动科研的科学家，才会去做科普。对此，王渝生直陈：“错了，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门大学问。”

　　王渝生进一步阐释道，科普姓“科”名“普”，科学性、学术性是科普之首，其次才是趣味性、普及性。一些封建迷信，是打着科普的招牌，行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之实，亵渎科普。所谓普及，除了要把科学内容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出来，更重要的是把科学“请下神坛”，让大家知道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才能“玩转”的，而是要把科学带到全社会公民面前。

　　卸任中国科技馆馆长之后，王渝生的工作开始更多涉及教育领域，参与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课题组“总体战略研究”之后，他被选任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深知，科研、科普和教育三者密切关联。

　　由此，王渝生也对科普和科学教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开始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思考并回答“钱学森之问”。

　　在王渝生看来，每个孩子的确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而科学家总是长不大的孩子。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够成长为真正的创新人才。

　　除了对未知事物共同具有浓厚的探究兴趣，孩子与科学家之间，毕竟在探究的结构、性质、程序和结果等方面大相径庭。

　　王渝生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这种本质的不同。科学家的探究工作是在科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根据科学前沿的发展趋势，选择有价值的，同时又是自己已有研究基础和感兴趣的课题；而孩子们的探究活动则往往处于自身的认知范围和教师设定的环境之中。

　　科学家面对的是全人类的未知世界；而孩子面对的往往是人类已知而他们自己未知的事物。科学家在文献资料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观察和实验进行假设和推论；孩子们只是在自身经验和观察基础上进行假设。

　　科学家验证假设，有所发现，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孩子总是简要地重演科学发现的过程。科学家将成果公之于众，供他人分享和验证，他们的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孩子们只是在同伴之间、师生之间分享交流和相互质疑。

　　因为有着种种差异，王渝生由此认为，必须通过教育引导，使孩子们在实践中逐步了解、学习、熟悉、习惯科学家们的“游戏规则”，让他们从“天生的”科学家成长为真正的科学家。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谈何容易！”王渝生说，我们必须遵循孩子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特别是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规律，以及教育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教育，纠正科学教育不科学的偏向。

　　数学和科学史都是王渝生的老本行，对于科学，他不断强调达尔文曾给出的这样一个原始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总结规律、得出结论、指导实践。所以，科学性的核心是规律性，人们必须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