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厉害，其中有针对中国的。一些国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温家宝：我曾经在中欧领导人南京会晤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现在不仅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制造贸易壁垒，这对于中国外向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自己要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各国一起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新的进展。我以为，世界经济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样，那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确实像你说的，现在我们涉及到贸易纠纷的案件是近年来最多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圣诞节刚过，浙江一个省圣诞产品出口比常年降低28%。这里有外部需求的减少，但是也有各种形式贸易壁垒来阻挠贸易的正常进行。

　　关于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大家还记得在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当中，我们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仍然以为，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那种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我曾经这样对外国朋友讲，你们一方面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明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华社记者：与对外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您刚刚出席的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大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据我所知，在近60个小时里您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现在会议结束了，一些国家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有着不同的解读。请问总理，我们应怎样看待？另外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温家宝：会议结束，余波未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报道已经很多了，我不想过多地重复这些内容。我一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我们一直本着对中国人民负责和对世界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忆一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减排，同时规定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第一个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我们自主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只讲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不要纠缠历史。我说这不是纠缠历史，而是历史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因为不正视历史，也就不会懂得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贫富差别，更不会懂得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公约》和《议定书》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也是从历史和国情的判断而作出的。

　　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体会。作者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开会期间，他想起南方的老母亲还在点着煤火炉来取暖。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英国的孩子们感受不到。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些事实，就是世界上还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还有23亿人是用煤甚至柴火来取暖和做饭。中国这些年是发展了，但人均用电量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车的拥有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绝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但是，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发展争得应有的权利。

　　中国这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可以说我们尽心、尽力了，而且尽到了责任。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直到我17日参加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一片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大量的斡旋，积极地推进，使哥本哈根会议终归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应该肯定会议的成果，并且向前看，携起手来，一起努力，凝聚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