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时你们庆祝了吗？或者在那之后的什么时候你们庆祝了吗？

　　答：我在团队中的作用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保持冷静。我想我们真正庆祝的时刻应该是在我们发表最终结果并将其介绍给科学界的时候。

　　问：你当初是如何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问题产生兴趣的？

　　还是在高中时代吧，我读了史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关于宇宙学的书《最初三分钟》，非常精彩。我立刻被它吸引了，我还记得里面读到的一些内容：

　　“现在，我们迎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文学，这是一个即便在10年之前都不可能被讲述的故事。我们所研究的将不再是与银河系或多或少相似的星系在数亿年前发出的光，而是几乎来自宇宙诞生之时留下，到处弥漫的射电背景。”

　　这一段话是温伯格在介绍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以及它的意义，当时对于宇宙学来说这些内容还非常新鲜。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我觉得这是所有的科学中最酷的一种——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

　　我之所以选择到普林斯顿念大学，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在那本书里看到它提过这个大学。在CMB研究领域的几位大人物，吉姆·皮泊斯(Jim Peebles)，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e)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等都在这所学校。而极其幸运的是，我竟然有幸被选中在威尔金森的门下学习。威尔金森带我走进了CMB实验室，当时他们正计划在南极建造一台CMB望远镜。我完全被迷住了，实际上我当时甚至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跑到学校外面，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南极。当时大概是1990年或1991年，就在COBE卫星首次发现CMB中的震荡起伏现象之前没多久。我们设在南极的望远镜观测到了同样的现象，但比他们晚了一年左右。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我去了南极23次，很幸运自己能在CMB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工作。

　　问：在你的书架上你放了一张加州理工学院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安德鲁·朗吉(Andrew Lange)的照片。他在2010年由于抑郁症自杀身亡。在他生前曾经指导过很多后来从事CMB实验工作的学生。他在你的事业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在我来哈佛大学之前，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安德鲁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又升为高级研究员。安德鲁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将重大的责任赋予我，鼓励我参与BICEP1 望远镜的安装与操作，并引领我担任下一代项目，即BICEP2的首席科学家以及第一作者的角色。

　　安德鲁喜欢把搜寻B模偏振描述为“宇宙中最大的徒劳无益之事”。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的这项研究成果，并证明那并非徒劳！

　　我也是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家约翰·卡尔斯特姆(John Carlstrom)的研究生。尽管现在约翰是我的竞争者，但他同时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有两位伟大的导师。

　　问：你的儿子多大了？他对于你的研究工作怎么看？

　　答：我儿子9岁了。他对此感到很兴奋。我对他能理解那么多，甚至向我妻子解释这些内容感到惊讶。等他再大一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到南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