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本来，民间流行的文化毋需给以过分的关注，它本身就属于草根一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自生自灭，得其势者便轰轰烈烈一番，失其势者便销声匿迹。从民间流行物到融入真正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检验。

　　●有关“新词汇”的争论虽然是从教育部公布的报告引发的，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在文化领域。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民间流行文化以及民意取向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文化决策者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这无疑是件好事。其实，这样的话题早就开始，只不过最初表现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领域，现在慢慢延伸到教育领域，问题变得严肃起来。

　　●语言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纯洁性，只有充满了生活信息的词汇才是有生命力的。“新词汇”从收集研究到推广、编入教材，毕竟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的多层次性，大众文化层面所流行的语言到精英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运用，再到融入语文教育的核心文化体系，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其内涵不可混为一谈。我觉得现在讨论此类问题，讨论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特征，把很多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都严重搞混了。

　　●我是不赞成语文教材里放入什么“新鲜的网络语言”的做法，因为语文教材的功能是知识教育与审美教育，是为了传承民族人文的传统，而不是为了讨好学生迎合学生的兴趣。有些文言文知识，就是因为在社会上无法学习，才需要在课堂教学里打基础。而网络上的流行语言是不需要教学的，孩子本来就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通过语文教学能够达到什么教学效果？所以重视大众流行语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要看在什么文化层面上给以重视。

陈思和教授

　　前些天，我在武汉附近的山上参加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一位编辑的电话，说教育部公布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收集了一批新的词汇，要我对此谈谈看法。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份报告的内容，被问得一头雾水，只好拒绝回答。回到上海后打开网页，发现网民们已经吵成一团，我看到许多有关这份报告的争论，也夹杂着什么“火星文”的挑战、某地高中语文教材的鲁迅VS金庸等等，成为一时间的话题。其实，这样的话题早就开始，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品《三国》引起争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最初表现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领域，现在慢慢延伸到教育领域，问题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这回的争论虽然是从教育部公布的报告引发的，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在文化领域。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民间流行文化以及民意取向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文化决策者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如何对待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如何来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不同领域，以致在互补互应中取得双赢的文化发展势头，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需要提出来讨论。

　　本来，民间流行的文化毋需给以过分的关注，它本身就属于草根一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自生自灭，得其势者便轰轰烈烈一番，失其势者便销声匿迹。从民间流行物到融入真正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检验。所谓逾越了时间检验而一蹴而就的文化现象，都不过是文化泡沫而已。至于语言，它本身就是日常文化现象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生活的变动而生发，又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消失，但真正能够积淀下来的语汇并不很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文革”期间我们曾经创造了多少新的语词，可是到了“80后”一代青年人的嘴里，还有谁能听到“斗私批修”、“上管改”、“忆苦思甜”、“臭老九”？同理，近二十年来社会变化极迅极大，民间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日新月异，三五年就可能淘汰一大批日常语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语言本来就是多面体的，在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推陈出新，即便是知识精英，不也是不断从国外吸收新的概念术语，学术会议上经常是满口新名词吗？以前我们没有现代媒体工具（网络、短信等）推波助澜，这些语言变化可能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除了语言学专家外，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学术层面上去给以关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有了现代传媒工具，信息交流频繁了，大众的声音对文化决策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才会发生今天的类似话题讨论。

　　教育部从调查研究出发，请专家逐年跟踪式地收集、公布并分析当下生活状况中出现的新词汇，这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性的社会调查活动。据报道，这项工作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年，但是以前因为没有网络媒体，影响不大，这次利用了有些媒体公布报告，就产生了质疑和争论。从有的学者表示的担忧里，似乎透露出他们担心《报告》公布了如许新词，将会在社会上被推广使用，甚至会进入语文教材，如果这样，那么，语言的纯洁性真的会受到挑战。其实，语言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纯洁性，只有充满了生活信息的词汇才是有生命力的，语言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选择与检验的。但是新词汇从收集研究到推广、编入教材，毕竟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的多层次性，大众文化层面所流行的语言到精英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运用，再到融入语文教育的核心文化体系，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其内涵不可混为一谈。我觉得现在讨论此类问题，讨论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特征，把很多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都严重搞混了。

　　比如前些日子有于丹者在电视台讲《论语》，引起了一批博士生的声讨，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于丹的工作是普及，其对象是一般非专业的听众，能够在深入浅出的娱乐性讲演中传播文化传统的某些启示，就已经是达到目的了。而培养博士生是对专业研究人员的要求，他们将来要从事专业研究工作，承担的是精英文化的建设重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其文化功能与其对象都不一样。要求于丹对着公共媒体作高头讲章和要求大学教授在课堂里学于丹，都是搞错了场所。同样的道理，教育部公布的《报告》也是有明确目的性的，那就是旨在“引起人们对语言国情的重视，积极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也为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参考”。其目的很清楚是对大众流行语汇的学术性考察和为文化教育决策者提供信息，这与进一步推广新词和编入语文教材毕竟是两回事，所以是不必为之忧虑的。

　　当然很难说，大众流行语言会不会借助《报告》而泛滥，直接影响到语文教育。我是不赞成语文教材里放入什么“新鲜的网络语言”的做法，因为语文教材的功能是知识教育与审美教育，是为了传承民族人文的传统，而不是为了讨好学生迎合学生的兴趣。有些文言文知识，就是因为在社会上无法学习，才需要在课堂教学里打基础。而网络上的流行语言是不需要教学的，孩子本来就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通过语文教学能够达到什么教学效果？所以重视大众流行语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要看在什么文化层面上给以重视。推而论之，关于中学教材是否应该收入通俗文类作为课文等等问题，也是需要从不同文化层面的角度来认真讨论的。

　　(作者：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