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大家好，纪念中国高考恢复30周年研讨会将于8:30准时开始。
[主持人]：首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来宾的情况。今天到会的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联合主办方，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他是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有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张坤，其他还有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还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他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还有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还有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所长杨东平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谢小庆教授，还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今年北京的文科状元张玥同学，还有一位从山东来的教育网热心的用户，也是非常关心高考的一个代表。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主任助理、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先生致辞。
[陈志文]：我叫陈志文，其实我是一个教育的爱好者，也是很多在场朋友十几年前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是中国教育和科研中国计算机网，中国的互联网应用从这里开始。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时间全国在三万多公里的光纤上有300多号人，24小时在支持网上录取，所以我们做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和互联网相关的，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用网络服务教育”。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图书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大型仪器共享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这里不说了。我再说最后一点，我们希望把我们对教育的服务从网上延伸到网下，今后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平台。今天我想特别说一下，我们原来是计划6月份进行，我们希望理性地回顾这个历史，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改良或者叫改革找出一定的出路，给我们为不仅是中国的高考，为中国的教育能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我再次欢迎和感谢大家到场，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参加这次论坛，我同时特别感谢，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因为我昨天拿到名单，我看到大量的是外地的老师、同学，他们自己掏腰包赶过来的，足见我们这些专家、领导对他们的吸引力和价值，我也非常欣慰我们搞的这次活动，我们教育科研网，中国教育在线还会继续支持和参与搞这些活动，谢谢大家！
[刘海峰]：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大家好！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参加由中国教育科研网，中国教育在线主办，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报联合主办，以及门户网站新浪网独家支持的1977—2007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的高峰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厦门代表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如果在一定意义上说，2005年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的话，那么今年2007年必将成为中国的高考年，1977年12月中断11点之久后的首次举办的高考，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使1977年的冬天显得格外温暖。77年高考是一段匆忙的历史，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是一段注定会永垂史册的历史，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传奇，是冬日里谱写的春天故事。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中国招生考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顾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社会的神经，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从年初就开始燃起的高考热必将延烧到年末，不仅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创造历史新高，达到1010万人，而且开始在广东等市省进行了新课改后的新高考，各地举办的77级或78级的同学会又有很多高考恢复30周年的座谈会和学术纪念会，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次高峰研讨会是首次学术研讨会，前面有举办过一些，那都是座谈会，昨天我从浙江金华过来，原来是参加由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和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一个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与高考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当然不是专门纪念的，活动还是一般的研讨，我们今天既是纪念也是研讨。在纪念高考30周年的氛围中，就是今年又有个别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不顾主流民意，我讲的就是从中国青年报今年刚发布的网上大型问卷调查可以看出来，95%的民众是认为不应该废止高考的，个别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期间不顾主流民意提出了废止高考的议案，还有今年前不久又有个别考生步他人的后尘，他实际上考不上大学的情况下再度以四科零分的成绩企图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客观上实际上都增加了高考问题的热度。从2007年初开始，有关高考恢复30周年的信息便不断出现，中国教育电视台在春节期间就已经推出了大型的访谈节目，《春天里的七次聚会》，此后各种媒体有关纪念高考30周年的报道、征文、特刊以及问卷调查、纪念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呈现出一片热闹的景观，多数媒体都已经或者即将推出有关高考恢复与改革的专题。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史实和细节被发觉出来，30年前的高考准考证、试卷以及老照片等等被寻找出来，许多跌荡曲折的高考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不仅关于77年的高考回忆录面试，教育部原主任杨主任撰写的中国高考史一书面世。还有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由此以来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从书，共八本，另外还有许多学术刊物将出版高考30年特刊。除了高考，我想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大家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30年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因为高考与每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读书人息息相关，年年岁岁考乡试，每年一次的高考吸引着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目光，特别是每到考试和录取季节，包括我们现在的6、7、8、9月份更是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中心，可以说高考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今天的高考改革和纪念活动更是一个焦点话题，其实对中国人来说高考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然而当今对高考制度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探讨相对较少，明星的探讨多，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高考是一个谁都可以说上两句话的话题，不论是考生、家长或者是教师，以及社会的民众，站在各自的立场都可以谈出对高考改革的意见来，而且就他的角度而言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人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论说高考往往得出的看法是互相对立的，而且甚至是两极的。我们认为对高考这么一个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国家考试制度，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还要冷静和理性，由于高考是一个大规模的选拔考试，是一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改革难度很大，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去评说，他所说所见可能都是事实，但是也有可能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评价高考的时候重要的是应该全面和客观，而要理性、全面地评价高考，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就应该对高考做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学术思想在研讨中能够得到深化，理论光芒在碰撞中能够得到升华，为了给不同观点提供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我们组织了这一次高峰研讨会，我知道在座的各位特别有些嘉宾既有高考改革的激进派学者，也有高考改革稳健派的学者，相信大家在一起同堂研讨，只要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推动高考改革研究的深入，在全国媒体对77年高考的集体性怀旧的时候，我们研讨和回顾既要涉及个人关于自身高考的回顾和高考故事的叙说，还应注重恢复高考的全景扫描和历史铺延，因为有些历史才过30年就已经是有点模糊了，而且说法就相当有出入了，尤其要关注对高考改革的学术研讨，以便为未来的高考改革提供可参考的理论资源。作为教育部的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以及作为依托单位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长期以来将高考改革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且作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和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学的重点学科，我们长期关注高考问题的研究，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述，研究成果也为国家和一些省市的高考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大年欢的时刻，在探讨高考改革的重要场合更是不会缺席，这次我们协同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和其他平面和网络媒体一道，联合主办这次盛会，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持，让我们切磋琢磨，经过大家的努力相信这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中国青年报代表张坤副总编致词！
[张坤]：各位上午好，非常荣幸参与这次有意义的论坛，正如刘教授所说，当下中国很少有哪个事件的纪念能够有恢复高考这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唤起千百万人的复杂记忆，能为为数众多的人感到温暖、激动、希望。说其有意义，还表现在它的传承发扬在是公平和正义之中，远远超过了教育领域，30年前的教育高考对于公平正义更社会价值观的拨乱反正，都是一次意义无可估量的制度重建。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捍卫起点公平的高考，也为日益深入、日益艰难的改革保障了最起码的公平，为中国的经济腾飞选拔积聚了一批精英。中国青年报不久前连续四天推出了20个版的高考中国，恢复高考30年纪念特刊，衷心祝福我们祖国的明天更加和谐美好，祝愿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欣欣向荣，也预祝今天的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我看见教育部学生司的领导因为在各地督察高招录取，特别委派了两位同志过来听会，我刚才忘了介绍了，抱歉。
[主持人]：谢谢各位，我们前面简短的开幕式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高考的回顾与思考》，大家欢迎！
[顾明远]：各位代表，在发言之前我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这样一个会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中国教育网要搞一个座谈，希望我谈谈高考的一些意见，我想随便谈谈。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回想30年以前我当时在师范大学担任教育处处长，可能在座的大多数都通过了30年高考的，我那个时候是主持我们招生的工作，北师大招生的工作，所以也参加了一些工作。应该说文革十年对教育来讲是一个空前的大灾难，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学校制度被搞乱，考试制度也搞乱了，高考制度被破坏了，1970年中央部门院校开始招生，但是采取的是推荐的方式，没有考试，全社会普遍有着一种教育无用论的思想，全中国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那时候什么书都不能看，只有毛主席的文章，鲁迅的文章，我们那时候也是没什么看的，就看鲁迅的文章。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据统计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10余年当中，高中毕业生共计有四千四百四十五万八千人，到1976年共招生二十一万七千零四十八人，也就是积累了四千四百二十余万人没有能够上大学，如果按照65年招生指标不变的话，十余年也应该早十八万人不到，且不说70年以后招生了21万是否合格，那几年里头招了一些生，招了21万人，高校这十年真正到工作岗位我们断岗的有20年。1970年6月27日当时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包括各地招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际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文化以上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办法是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一年部分高等学校开始在招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人，当时高校招生没有举行统一考试，这说明当时不重视文化知识。当时把知识分子都推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下面还有一些政治运动也把这些知识分子推到了罪恶的深渊，严重挫伤了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召开了一次中国大学和外国院校的座谈会，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基础学科研究，当时北大校长就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学校开始整顿秩序，72年的时候高考，干部都解放了，但是1973年四人帮又发动了运动，教育制度又出现了回潮，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我们学校本来很好，慢慢恢复了，一个小学生日记被江青批，结果北京市所有的中学，都把学校的椅子、桌子、黑板都砸了。当时我当革委主任兼支部书记，一开始的时候我给我们领导打报告，我们没有师道尊严，通讯批下来了，重新检查，报告不合格，这下子不要紧，我们本来是最后再乱的，人家都乱完了我们最后又乱起来了，乱了几个星期，最后慢慢才平息下来。 1973年有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实现他小时候的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但是当时辽宁省委书记读了以后，将原信做了修改，令辽宁日报发表，辽宁日报写道，该学生物理、化学考试交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颇有见地，发人深省。国家第二个问题就是严重的后果，首先高等学校招生，招生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层次太低，科教所写了一篇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了20%。为此北京市提出按照学院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的为学院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北京市打的报告。但是这一举措本来是补救一下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高的举措，但是这个举措在1974年也被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这是第一个严重后果，文化层次太低。第二，败坏了党风和学风，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1972年5月，这也都有事实根据的，不是光凭印象，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有少数，实际上何止少数，那是多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内定名单，指定选送，授意录取，甚至有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或者老上级的子女送去高等学校。第三，不仅高等学校学员的文化层次太低，而且教师的素质也很低，中小学校一片混乱，学校陷入瘫痪的状态，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学生，他们不仅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而且深受读书无用的毒害，以为读书、不读书是一个样。当时进到学校以后，我后来84年年底，85年我回到北师大当教育科学主任，副组长兼文科组的组长，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到乡下去开门办学，所有的学生，就是工农兵学员到了大学也不好好读书，要不到工厂，要不到农村，要不到部队，我们的工作就是到下头去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和我们师大合并，党史系、经济系现在很有名的宋涛老师那时候我们都很熟，就是在昌平那个地方，我们去看。一种知识无用的理论蔓延。第三个问题是拨乱反正，国家要建设，建设要人才，但是当时教育界的混乱状况确实难以满足国家建设的要求，人们正在忧心忡忡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主张。这么一个举措就把读书无用一扫而光，从此中国大地重新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关于小平同志的决定现在有很多说法，其实我想也不完全是谁提的意见，但是小平同志早有这种想法。小平同志的主张是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早在1975年9月26号邓小平在听从教育部部长汇报提纲的时候就说，现在有一个危机，不读书。75年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粉碎，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了一段工作，这个时候听取教育部部长汇报的时候说现在有一个危机，就是不读书。9月25号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又讲，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就把科教方面放到重要的位置，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跟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977年5月24号座谈会上就讲的。后面还有一段话，要办重点中、小学、大学，这是历史的必然，我认为现在大家都在批判办重点中学，光从现在的教育公平来讲重点中学应该逐渐消亡，但是在我们教育资源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集中一批资源办重点中学、小学、大学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对于我们培养人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讲了六个问题，首先讲了今年要下决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当时教育部门思想不大解放，中间有一个争论，1977年6月29日到7月15日在太原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他继续提出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直到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恢复高考以后，教育部在8月13日到9月25日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招生办法是自然报名，统一考试，地市抽贤，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恢复高考从此开始。全国可以说一片欢腾。这一年报考人数是570万人，学校招生是二十七万三千人，高等学校录取考试统一考试可以说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读书无用论思想一扫而空，使青年人看到了希望。高考至今已经30年，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2000多万人，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目前国家的骨干几乎都是恢复高考以后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有些已经快要退休了，我的学生第一届的高考学生有好几个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现在还有一批在岗的他们都是30年中间考进来的学生，统一高考改变了社会风气，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人才，推动了社会进步，功不可没。第四个问题，谈谈深化改革的问题。恢复高考到现在30年，虽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暴露了一些缺点和弊端。恐怕这个高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刘海峰教授刚才也讲了，大家都是全国关注，现在全国对高考的关注已经超于常规了，这次高考学生忘了带准考证警察跑家里头去取，学生找错地方了，警车去专门送，北京有个学生送了两次，高考的地方跑错了，警车给他送了两次，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到大学能学好吗？连考场都不知道，你说全社会关心是应该的，这么一个关心法对学生没有好处。我觉得值得思考。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就有公正、公开的特点，但是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所谓一次考试定终身，使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遗憾终身。其次，对教育会起到一些制约的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学生束缚到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我们现在讲所谓的应试教育。第三，由于我国地域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因此高考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考试如果不改革，不是说不要考试，如果不改革，这样的考试对于我们培养人才，培养创新的人才确实是有作用。所以对于高考我们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的功绩是无可非议的，有些弊端，有些缺点也并非高考自身，有一些问题与我们当前社会问题有一些密切联系，社会就业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的思潮联系在一起，高考竞争的激烈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就业竞争的激烈。虽然我们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毕业生都不能保障人人都能就业，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学毕业进入机构总要比高中毕业多得多，他的职业也总要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职业要优越得多，所以高考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就业的竞争。
[顾明远]：近几年来高考扩招毕业生就业出现了困难，但是大学的学历总是比中学毕业的学生机会多的多。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不能不考虑，我们传统文化里头总体来讲，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优秀的，但是不是没有落后的东西，所以今天大家都讲弘扬中信文化传统文化，我觉得应该加上两个字的定义，就是优秀，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果不加上优秀两个字，全都归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对于我们现代化没有什么好处，对现代化的建设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传统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性别歧视，男尊女卑，因为中国文化根基是中华社会，中华基础，讲人情，我们高考有很多你看国外的一些做法，推荐或者是考察学生的思想品德，我们没有考核的一些办法，虽然有，比如说做义工，表示他对社会的爱心，随便哪个单位都可以给他开个条子，他在我们这儿做了多少个小时的义工，中国的文化就是讲人情，现在走后门的人都讲人情，这个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我的结论是高考一时还不能取消，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取消，还不是一时，但是要改革，我认为高考在高等学校还没有普及以前，这个普及了恐怕还有重点高校、非重点高校选拔的问题，目前我们社会上惟有高考是最公正、公开的一个办法，目前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广大的家长也认同高考，因此高考影响到千家万户，高考还是要保留，但是也要改革，不能说因为保留就不要改革了，还要改革，改革就要积极稳妥，因为它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的考试内容方式上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今年有四个省市已经着手了改革，比如江苏、广东、山东、海南四个省，有一些自主招生的学校也在尝试改革，上海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我觉得值得关注，去年自主招生招300个学生，复旦大学，报名的5800人，入围的1200人，然后他们组织了150名教师口试，每一个学生的口试要经过五个教授，每一个教授口试15分钟，也就是说第一个学生可以和五个教师座谈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应该说成本太高了，不可能普遍推行，1200个人用了150个教授，那要是12000人怎么办？这个情况太多，仅仅是一个试点。同时今年我看到报道讲，复旦都小年了，今年报考复旦的人大大减少，不知道为什么，分数线跟他们报名的第一志愿差不多1：1，他们副校长讲今年是小年，也有很多原因，可能有很多学生不敢报考。
[顾明远]：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又出现了一个个性化辅导班，你不是个性化考试嘛，教师要面试嘛，我就出了一个个性化辅导班，提高了学生思辨能力和口才的训练，对付这种自主考试，所以中国的社会真是了不得，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高考怎么改革他下面都有办法来对付你。由此想到，如果我们教育思想观念不改变的话，什么改革都没有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教育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做人的观念，对社会责任感的观念。现在某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办学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把上学作为招揽学生，处处用应试的办法来对付高考。因此我认为高考招生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首先要从思想观念入手，要让全社会认识高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不是评价学校的标准，选拔人才人人有责，教育主管部门有责，学校有责，教师有责，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公开、公正的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学校教师有责任把优秀的人才推荐给大学，而不能想尽办法以此充好，像有些不法企业一样。现在说保送，我保送以后的都是哪些人保送呢？就是能考上面大学、不能考上大学，这种边缘人物给你送来，第二，有一个地方考生要三年三好，他只有两年三好，差一年，这个校长就叫另外一个学生，跟他说那个学生他是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你三好学生的头衔没用，你送给他吧。你说这样的保送生能招吗？所以就不大招保送生了，还是考试。所以我们老师和校长要有责任心，没有这种责任心，没有这种诚信，以次充好怎么把学生送上去？其次要改革考试的方法，有一些省市改革的力度可以大一些，现在北京上海的高考的录取率达到了70%左右，就是高中毕业生录取率70%以上，这是北京上海的情况，有的已经达到了80%，这些地区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可以不参加高考，这样子可以解放一部分人，这次我到上海去，上海教育部主任跟我讲他们经过教育部批准，十几个高专、高职是提前招生，我忘记这个数字了，他跟我说一个数字，他说去年招3000个人，报名的是12000多人，今年招5600人，报名的是20000多人，说明一部分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不一定能上到本科，不一定有能力上所谓本科或者重点学校，他觉得上高职就行了，提前招生他就提前报名了，能够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也很好。这个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这样就不用让这些人陪着考重点大学，这个我想是不是要改革？解放一部分学生。
[顾明远]：另外高考我觉得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学院水平的考试，考最基本的知识，英国的考试我想值得我们学习，英国普通的考试最基本的就是像我们会考似的，考试合格以后就可以升入高等学校，第二个层次，是高级学业水平考试，按专业门类考少数几个课门，考试合格以后可以升入我们所谓二本以上的学校。第三种考试就是重点学校的个别考试，像复旦的口试似的，用三种层次解决考试的问题。这样考试次数虽然多了一些，考试的成本可能要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增加一些，但是考试的机会多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会减轻，我觉得现在考试的负担不仅仅是学习负担，还有很大的是心理负担，为什么学校里头考试的时候学生紧张得，有时候考试一进考场就发抖，紧张得要命，考不出正常水平，为什么还有另外一种中学的现象，叫第十名现象，本来平时考第一名的可能考试就考第十名，考第十名的可能考试就能排第一名。我有一个外孙五年以前到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十名左右，在北京一个学校，他不敢报清华，也不敢报北大，包括复旦，结果考得很好，被复旦录取去了，结果四年毕业，今年美国一个大学录取了他。所以我想家长的心理要平静下来，学生的心理要平静下来，减轻心理压力，考试次数多了我们机会就多了。我是解放以前考大学的，那时候是联考，北大、清华、南开、师大，头一年报考清华我没考上，考建设系，最好的系，没考上，第二年再考了师大，当了人民教师，也不错。而且我头一年不仅是考了这个，也还报了一些其他的，第二年考师大了我还报了理科，因为我数学比较好，但是，物理、化学学得很不好，因为当时解放以前我们是黑板上课，从来没看过什么仪器，我们又是农村，什么汽车拐弯的时候要倾斜，有一个斜的角，我都不懂，因为没看见过汽车，所以物理没考好，但是数学很好，考师大，到师大报到了才看到大连也把我录取了，可以考多个学校，虽然考试次数多了但是没有心理负担，因为他机会多了。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参考，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解放以前考生还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一千多万的学生组织考试确实很难，但是你分散开来，把他分到各个省就少了，把他当做各个国家来看待，我们分到各个省是不是也就很简单了，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顾明远]：第三，除了高考考试方式以外，还可以改革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内容不仅仅关系到能否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还关系到中学课程和内容，考试内容影响到素质教育的推进，考什么教什么已经成为学校的潜规则，但是学校的科目不能过多，不能课程当中的科目门门都考试，那样学生负担就会很重，因此这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最好就是坚持温总理去年在教师节和教师座谈的时候谈到的，我们考试要综合性、全面性、经常性。温总理去视察一所小学和老师座谈，就谈到评价的问题，考核要综合性、全面性、经常性，这是温总理讲的话。近年来高考的内容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我这里没有专门研究考试，但是我看到一些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总之高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逐步试点，不断研究，一定要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尽量听取各个方意见，及时改正。想凭着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个问题也是能够逐步解决的。我对高考确实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只能谈一点肤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刘海峰]：谢谢顾明远先生，顾先生谦虚说他没有很多年，实际上我知道他在这些年来都发表过好几篇或长或短的高考研究的论文，今天他的主题演讲全面地对高考制度的演变和恢复做了回顾，另外也对高考改革做了很深入、全面的思考，特别他也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以及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问题，我觉得一定对我们后面的研讨会很有启发。我们再次对顾明远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按我们会议的安排，接下来是茶歇，休息一下，现在开始到10点，我们10点准时回来进入第一个部分的研讨。
（茶歇）
[张坤]：今天上午的论坛正式开始。今天上午的主题是“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首先有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先生做演讲，题目是《77年高考，一次空前绝后的招生考试》。
[刘海峰]：大家好，我们这次高峰研讨会按照程序安排，第一个部分是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我看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论文大概情况，主要刚才顾先生他的主题演讲涉及回顾以外，也就是我这一篇77年高考的回顾。实际上今年我撰写和发表了十多篇有关高考的文章或者论文，有的当然比较短，平时每年都有写不少高考改革的研究论文，这次更特别的还是在于回顾，因为有关改革的探讨年年都有，但是今年这个特殊的时段回顾更加有意义，所以我提交会议的这篇论文主要还是回顾，也就是回顾30年前恢复高考的一些情况，以及我的一些思考。论文比较长，刚才会务组讲到这次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原来印的资料不是很足，这些所有材料提交会议的论文都会上网，大家可以在中国教育网上看到，所以如果没拿到论文的，或者找其他所有论文的都可以查到。 77年高考应该说是，我觉得是一次空前绝后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在文革刚结束以后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真正走出文革阴影的时候恢复的，文革在1976年10月结束以后，虽然社会开始由乱而治，但是你去看看1977年10月份之前报章，你会发现无论报纸的语序和版次都跟之前文革中是一样的，包括77年高考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作文的命题也都是文革中色彩很浓的。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逐渐走上正轨，而这时候必定要有一个人才的刚性的人才选拔制度，我觉得社会由乱而治以后恢复高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高考一定会恢复。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现在看我认为它是一个必然性的偶然，它的有关一个偶然性，必然，我就是认为它迟早会恢复，当然不是一两年恢复，这是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如果不是邓小平，中国的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可能是中断12年甚至更长，就有点像朝鲜、北韩，北韩大家认为他们现在的体制好像比我们文革中的体制很类似，可是它也是多少年这样走下来，中国当时会整个拨乱反正，高考是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是整个社会为之一变，很多东西都是由这个突破口引起的，高考的恢复是邓小平的个人因素，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刘海峰]：现在从3月份到7月份这段媒体大量披露或者回忆，很多当然是当时考生的回忆，也有些是伴考人员的回忆，还有那些参加科教工作的人员的回忆，为我们提出一些当时的细节，但是那些细节有明显的收入，特别是当时倡议首先发言，提出高考的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查全性，但是在一些回顾中，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吴校长回忆录里面，他提议一个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应该讲什么。新京报查全性回忆说，从来没有人建议我讲什么，是我自己想到的。接下来温元凯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就是自由报考这些方针，但是邓小平说我采用你四分之三，什么四分之三呢？他说我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就是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现在这几个人的回忆有一点出入，谁最早提议的，谁谈的，这之间历史才过去30年就有出入了。不过我们说这些学者在当时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的提议和发言，我相信对邓小平做出决断或多或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更根本的还是邓小平他自己的主张，不是说这些学者提到了才会恢复，因为在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时候，75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想法，而且社会上已经有传闻，说可能要恢复高考，只是后来被一些因素中断了。第二次77年提出的时候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刚才顾先生谈到77年5月24号邓小平讲到，要办重点小学、中学、大学，而且强调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大学和中学，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文选里面可以看到，在科教工作会议之前，也就是在77年7月29号，当时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的时候他讲到，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参加两年劳动才能上大学的办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话。可见1977年8月份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邓小平借机要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思想的一个阐释，邓小平提出抓教育的具体措施，从我们这些人的回忆来看，从8月4号开始座谈，前面有些人发言邓小平根本不想听，他一言不发，后来讲到要畅所欲言，最后讲到要恢复高考的时候他才高兴起来，他说既然大家说要恢复，那就要恢复，好像不是他的主意，实际上是他早就想好了，我认为他早想好了，他是一贯的想法，从文革前当时的情况就是抓这方面的。包括后面特批刘少奇的儿子，让他参加高考，以及一些当时还没有平反的老干部子女能够上大学，能够按他的成绩录取，都看得出来，他对高考是一贯的看法。所以我们认为回顾30年前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的最主要因素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因为在8月4号座谈的时候大家知道准备按文革中高考办法已经报告送给国务院了，但是后来追回来了，这个在当时教育部现在的回忆又不一样，跟邓小平的说法又不一样，当时教育部长认为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好像邓小平说来不及还没有批就把它弄回来，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学术研究，包括研讨，我们应该还历史的复原。
[刘海峰]：第二部分，77年恢复高考表面上是恢复文革前15年的，但是它很多方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空前方面我稍微谈一下。一个，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为激烈的，就是在中国的高考史上是最为激烈的，恢复高考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载入史册的，你看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的时候有多少媒体关注？只有湖北杂志社关注了，基本上其他的媒体是没有关注的。这里面它有它的艰难之处和一些空前绝后的情况，一个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为激烈，因为最初预计报考可能有2000多万人，因为文革11年中断，文革10年，当时高考中断11年，而当时参加高考的是12届乃至13届的学生，就包括从1966年到1977年这些届，另外还有78届的高中毕业生提前参加优秀的，所谓优秀没有一个底线，所以13届的考生一同进入考场，中国青年报的特刊里面都有谈到。实际上根据现在一些回顾，有部分65届的落榜生也参加了高考，而且都考上了，现在都退休了，实际上还不只13届，主体上是13届的考生。开始估计有2000多万人，所以现在传说，说当时估计可能印制高考试卷纸张不够，需要调用毛选第五卷的印刷用纸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确实刚开始有人说如果是2000多万人，各个省不知道有几十万人考，怎么办？当时物资匮乏，实际上到最后没有那么多人考，因为主要是有一些省经过了初试，最后有570万人考，根据我的研究，我准备专门写一篇论文，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选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人民日报的说法是已经印刷出版了两亿多册，我们当时只有10亿人左右，而且5、6月份已经印出来了，连高考招生座谈会77年座谈会上已经不断学毛选第五卷了，所以10月份考试的时候根本没有调用单科毛选印纸，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能有的省最多只用毛选印制用纸剩下的纸，所以这个是我顺便提一下。但这个录取率非常低和竞争力非常高，当时原计划招20万人，后来是因为考的人太多，570万人考，还有相当部分是优秀的，最后是扩招，扩招以后增加了6.3万人，所以是27.3万人，录取率是4.8%，这个在中国高考历史上55年历史上是最低的，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最低的是20%几，最高的90%几，当时甚至于有的年份高中应届毕业生比高考预计的录取学生还低，当然还有一些社会的工农社会人员一起参加考试。文革前15年，我不算17年，我见面两年还没有统一高考，15年总的考生数加起来只有570万，恰恰是1977年高考一年的人数，开始预计2000万人报考，招生20万，是正好1%的录取率，后来实际上570万人报考，后来扩招以后经过扩招是6.3万，达到29%，一下扩招29%，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地方，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第二点，有的省区选了一个县先期举行恢复高考的试点，比如广西的百色，后来还有其他的省。第三个，由省市自治区分省考试，这个比较特别，所以由地区组织，北京市可能比较特别，但是一些省是由地区组织评鉴，不是全省。第四个，当时有个北京市12月10号到12号举办，像我所在的福建省当时参加高考的时间是12月的16、17号，如果加试外语的话再加一天，考试时间各个省市都不一样。第五个，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第六个，临时扩招，不像现在是事前计划好的，他们扩招是临时扩招，非常匆忙，而且一般的考生，一般的大学生是3月初入学，但是77年扩招以后的考生甚至到78年的5月份才入学，而且很多是临时办的专科学校来扩招学生，没有校舍，很多录取进取的大专学生就用非常低矮的校舍，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别的情况。总之1977年高考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恢复高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恢复，还有突破，除了有录取率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报考的时候报考条件没有多少限制，当然各个地方不一样，但多数人是自由报考的，限于时间我就不再详细的讲了，我认为高考是在两个房子里面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意义，为扭转左的思想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我的论文后面还有专门对高考一些问题的思考，不再详细讲了，有机会再和大家后面探讨，谢谢大家！
[张坤]：刚才刘教授对77年高考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回顾和思考，下面有请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先生做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高考改革的探索》，大家欢迎！
应书增：各位上午好！高考考试制度在中国已经存在了1400年，也就是在公元105年开创了科举考试，其间经过多次的考试，大概是六次，在历史上，作为一项制度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必然有它的专业性。首先第一项我觉得，考试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讲这么多人反对考试，考试有很多的毛病，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这是从社会上作为考试的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从现在目前世界上没有一种可以取代考试来鉴别人才、区分人才、选拔人才的方法，就是没有办法，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采取废除考试来选拔人才，特别是为高等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录取新生的一个办法。30年前由小平同志恢复高考制度，其意义远大于恢复高考本身，是中国思想教育领域中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举措使全社会更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从而奠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基础。30年后我们纪念它，应该反思30年来走过的道路，提出我们今后高考改革的思路。
第一，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主流模式应该坚持，我们现在今年的考生人数是1010万人，录取人数是570万人，这个录取人数相当于刚才海峰教授讲的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就是说考试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当时的录取率是4%几，现在的录取率是57%左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像北京市大概是70%左右，很多省都突破了60%，所以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选拔人才的主流模式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统一考试的办法，我们考试中心和中青报在全国进行了5000人的问卷调查，95%的人认为高考不能废除，绝大部分的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一些特殊的人才，就是说分科偏科的人才，包括有人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作为统一考试，大规模的1010万人的统一考试是不可能通过刚才顾先生讲到的，用150个老师每次每个老师跟他谈15分钟，一个学生谈一个钟头来选，这些老师的资历是不是够，是不是公平，谈的内容是不是科学，等等这些问题暂且不顾，从考试成本上来讲这是应付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特殊人才的选拔不能采取统一考试的办法，应该采取逐步推荐，面试，学校单独招生等办法加以组成，我们现在考试改革的主流模式应该是统一考试的模式，高考模式，但是还有一些支流可以采取一些刚才我讲到的推荐的办法，面试的办法，自主招生的办法，在统计学上来说1010万考生能够录取570万，从单独意义上来说，确实有一些特殊人才可以通过特殊办法来解决，因为统一考试只能照顾共性，不能照顾共性，这是统一考试的弊端。
第三，世界各国目前都采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尚无可替代的办法。在这个社会调查中绝大多数被调查的人都认为高考应该改革，高考应该说从几个方面改革，我举几个个人意见，四个方面。
一，高考应该减负，高考仅是一项职责单一的考试，是为各类各级大学招收新生作为参考，现行的高考背负很多负担，要考虑多方面因素，这样高考改革将寸步难行，又有三好学生，又有学生干部，这是教育内部的因素，要加分，还有教育外部的因素，少数民族的，港澳台归国华侨的，体育界的文艺骨干，都要加分，这样就造成很多社会上政策都在高考中得到体现，要照顾各方面人利益，高考的改革将非常艰难。所以如果还高考本来面貌仅仅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这样的高招改革起来就会轻松的多，这是第一。
第二，考试的局限性，作为考试来讲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因为我是多年搞考试的，我深深体会到考试的局限性。任何测量都有误差，对考试人才的测量是通过一个中介，我们作为中介，考生作答，老师评判得出一个结果，这个误差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分数量比较大的主观试题，比如作文，作文150分题中占60分，分值很大，而且作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比较明显，所以说评分误差自然比较大。在80年代初我们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们曾做过一个实验，当时是50分一道作文题，最高分和最低分不同老师评判相差20分，这个误差就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作文评分误差在世界上解决不了，这是一个世界难题。
第二个，受时间限制，中学6年，高中3年，每一学科几百学时甚至上千学时，考试时间非常有限，两个小时，有的两个半小时要考三科，一科不到一个小时，你怎么能把中学几百学时的课都能考全面呢？不可能。
第三个，空间，空间就是你只能在考场里作答，不能离开考场，所以既不能做实验，也不能进行口试，这个限制的是很严格的。
第四个，考试手段，我们现在大规模的考试有笔试，我们只用笔试手段，这个笔试手段的局限性非常大，刚才我讲的物理试验、化学实验、生物试验等等，外语的口试，这几个都不可能通过笔试的考试的手段体现。
第五个，分数的解释，分数的解释现在的局限性也很大，就是说这个学生一门课150分考了120分，代表什么？我们现在也存在着分数解释上的滥用，把高考分数作为评价中学教学，评价中学教师的一种手段，这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考的是学生，并不是考的老师。所以涉及到一些老师的切身利益，比如晋级，调工资等等，这就属于分数解释的滥用，我觉得作为考试来讲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对于学生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应该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择优录取，高校招生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我们德育、体育、美育在这几方面很难量化，或者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这样只有高考成绩是可以被定量化的，而且社会是认可的，所以把高考成绩作为基本上高校选择的惟一手段，所以我想如果将来社会环境比较好，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德智体美全面衡量，全面评价一个学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
第二个方面，考试成绩仅仅是能作为对学生智力评价的一个参考，因为刚才讲到了考试的很多局限性，考试成绩仅仅能作为检测学生智力水平的一个参考。
第三个，一个是社会诚信的缺乏，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我们进行多元评价和全面评价的办法。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家长评价高考，就是说我的娃娃如果学习得好，就能上大学，县委书记娃娃学不好就不能上大学。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很公平公正，如果说有了各种其他的评价，我们现在社会环境下，包括体育加分，文艺骨干都能够有权有势的人，有钱的人都能够通过各种手段，结果吃亏的是真正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诚信制度没有建立，基础效益的发展又不是很平衡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北京市就分市重点，区重点，一般中学，同样的80分，区重点跟市重点80分不一样，区重点跟一般中学80分也不一样，不等值。由于教育的不平衡使我们的多元化评价遭到一些问题。
第四个，除此以外其他方面评价很难被量化，或者很难有一个统一标准，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量化的标准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评价学生的一个方面。随着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全面评价将成为一个趋势，包括新课标以后的学生就在教学中建立了电子档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第四，公平公正是考试改革的永恒水平，我觉得作为考试来讲公平公正是首要的一点，科举考试能够进行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相对公平和公正，我国升学率已经从30年前的4%到2004年的97%，升学压力大为缓解，但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仍严重不足，所以所谓的公平、公正更主要体现在升学机会的公平和公正。对于公平、公正我想有几个方面要谈到，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念念标题了，一个，作为一项全社会关注的考试，考试要立法，现在考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20几个部委都叫考试机构，但是我们缺乏一种考试法，可喜的我们现在考试立法工作已经进入立法程序，考试要立法。
第二，起跑要公平，就是说像跑百米一样起跑线要公平，不公平成绩就不可靠，大家知道有人在考试前就加分了，有人就没加分，起跑线就不公平，我想首先要逐渐的减少高考的加分。
第三，命题考务评卷的公平公正，这方面我就不展开说了。
第四个，学校录取的公平公正。只有这四个环节保证了，我们的高考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谢谢大家！
[张坤]：下面请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为我们做精彩演讲，大家欢迎！
[杨东平]：大家好！在高考的改革问题上我觉得不能只说高考改革非常重要，越是重要越需要改革，需要向前看。当然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渐进的稳健的实质性的改革，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有可能，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这种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刚才讲到我们的教育供求关系已经超越了极其短缺的状态，现在百分之七十几几的录取率，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宽松了，我们也已经有很多改革的经验等等等等，关键是我们要确定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关键在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模式，我们五年要达到什么目标，十年达到什么目标，十五年达到什么目标，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还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重要，但是不能进行改，危险在这儿，我们改革可以进行十年、二十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模式，稳步的推进。另外说一下北大招收的研究生半数以上是保送引起非议，这个问题核心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制度不注意有效的选拔出优秀的学生，问题在这儿，需要改革的是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可惜我们不去改革不太好的考试制度，而用一个同样不好的制度为它配套，也就是说我们不改革一个坏的制度，然后再用一个坏的制度，这样制度就越来越倒退。我们研究生考试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应试化，事实上我们的应试教育正在向两头蔓延，向上蔓延到研究生考试，向下蔓延到甚至是幼儿园，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北大一个负责人说，我们现在研究生的英语考试、政治考试考了很多真才实学，我们为什么不去改革他的英语考试和政治考试？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在这儿。还有同样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事实上这些年也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是我们经常把这些没有认真对待的改革作为一些案例来论证进行改革。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春季高考，为什么走不通呢？就因为当初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把它设计成一个高职院校的考试，所有一本以上院校都不参加，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置他于死地，为什么不能把春季考试和6月份考试一视同仁的对待？一视同仁的对待这两次考试不就复活了吗？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不能做，而是我们没有真心想做，用一个假的改革论证改革不可实行。另外一个改革是关于高考社会化的改革，高考社会化作为一个评价高中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在98、99年在北京地区有效的实行过，后来半途而废，这个原因据我了解实际上是中学非常高兴的，解放了很多中学和高中老师，但是他们没法按照高中的升学率来精确的对每一所学校排名，所以它又恢复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这项改革夭折了，就认为它是天生不合理的，不可能成功的，并不是这样。
[杨东平]：所以我们要用改革为改革配套，用不断的改革促进改革。我们必须在高考制度问题上树立一种改革的思维，就是事在人为，不存在天不变道义不变的怪论，任何制度都是人为设计的，全世界通行的高考制度在中国也完全有实行的可能。比如经常有人讲高考讲到面试，讲到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太高，为什么香港大学他不嫌成本太高，而跑到北京招生，一个一个面试？或者增加了考生负担？我们不妨问问考生愿不愿意承担这一次负担，多加几百块钱，如果几百块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我认为谁也不会认为这个代价是多余的。就是很多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项改革的建设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可靠的信息基础上。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个人认为对于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个是要要坚持地方化的改革，中国那么多规模的考试仍然维持一个全国统一考试是有它的不合理之处的，每一个省份相当于不同的国家，通过地方化可以为多元化的考试竞争提供一个制度性的空间。另外是向高校附权，这是一个基本方向，让基本权利回到高校，第三是向学生附权，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学学生最关注的是这一条，为什么我们不能平行填报志愿，为什么全世界包括建国以前可以同时接到很多学校的录取通知，真的中国做不到吗？我认为是完全能做到的，世界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杨东平]：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梯次，五所学校到八所学校同步录取，由学生来选择，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校为改善服务和提高质量，这就是香港大学来招生会对清华北大造成实质性的刺激，现在一些名校用垄断性的地位排除第二志愿，其他志愿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因为很不公平。全世界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我相信中国没有一个人说做不到。当然，我刚才讲到要用改革促进改革，比如说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的腐败，所以简单的放权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在于放权的过程当中建立一套新的公众参与和公开透明的程序，通过这么一个放权改革来促进整个学校管理事物的改革。在今天信息化的环境下实现全程的信息公开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建议各个高校的录取也可以组成一个由学生和家长，校方代表组成的一个观察团，全程开放，必须通过这种民主化的改革来提高高校的公信力，从而推动落实高校自主权的改革，否则的话单纯放权就会有其他的效果。
[杨东平]：此外，对985高校，国内实力最强的研究型高校和民办高校完全可以放开，985高校因为管理能力和各方面能力更强，他可以实行研究型大学的学科联考，单独命题，至于高职高专院校也可以实行单独考试甚至申请入学。因为现在考200分要录取，考100分要录取，你可以把我们的一条跑道变成五条跑道，让不同的人选择自己的跑道，这样的改革是很人道的，也是很有操作性的。所以我觉得在高考制度应不应该改革，能不能够改革的问题上，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明确的。
[张坤]：杨教授刚才就高考改革的共识，就探讨未来高考体制改革进行了精彩演讲，提出了用改革为改革配套的思路，以及一些具体性的意见，大家都很有启发意义。下面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做演讲，大家欢迎！
[唐安国]：非常高兴受邀请到北京来，正像刚才杨教授所说的已经参加了好多次这样的活动，我也是30年以前参加高考进入了华东师大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可以说心情也是波澜不静。但是我想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总是要与时俱进的，我们30年以前的高考，我这里非常强调一定，就是我们30年以前高考的恢复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这个我跟杨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30年以前原来我们是有高考的，这个所谓的高考就是统一高考，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被中断了11年，然后我们是恢复，这个取消当中当然不是说一点没有，他当时说是工农兵学员，实际上是否定了以知识作为一个准则，而是看你的工作实践，你有多少工作经验能不能进大学，这看来是阴差阳错的事情，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
[唐安国]：现在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基础的文化知识作为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的这么一个基础，前提条件，这个是在30年前我们开始拨乱反正了，但是30年过来以后我们强调了进门槛是知识，这个固然没错，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光有基础的文化知识，或者光有测试基础文化知识作为入学的一个基本准则来看，看来有不足的方面。就是我们情况复杂了，现在我们高等教育发展了，我们有各种各样层次的高等教育发展起来，这些数字我就不说了。所以我们今天对待人进入什么样的大学读书，我们的人群，我们的考生也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说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这个高考，我们说要改革高考，没有说要否定高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原来这个政府的政绩就是看GDP，但是我们现在光看GDP是不行的，我们还要看环保，还要看小康指数，那这个是不是否定了GDP呢？不是这个意思，光有GDP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数是要考虑的。今天也是一样，高考光有一些书本的知识，光通过笔试来反映你的一些书本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朝前走，就是我们要丰富我们在选拔考生的时候，我不大同意选拔人才这个概念，高考不是选拔人才，是选拔考生，选拔学生，是进入你学校学习的一个考生或者一个学生，选拔学生的时候光有基础文化知识不够，我们还要有其他方面的反映，尤其主要的是我们说是能力，是综合的能力，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很好的去研究的，综合的能力，这个问题应该说它是在知识的基础上比知识更高一个层面。所以我说30年走过来了，我们不是说还停留在原来的30年以前，我非常赞赏刚才杨教授这句话，我们说邓小平在30年以前力挽狂澜恢复了高考，我们今天也指望有新的领导人力挽狂澜推进高考的改革。现在的确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物，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是不行的。
[唐安国]：我拿我们国家台湾地区的高考改革做一个例子，10年以前台湾主持高考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李远哲，他是什么人物？他是台湾地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在老百姓当中的威望，他主持了当时台湾的高考改革，10年过去了，台湾地区的高考改革经验是可以很好地给我们很多借鉴的，他们既有东方的文明，儒家的文化，同时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一些好的想法，东西方的一种结合。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力挽狂澜扭转局面的这么一个人物，可是可惜得很，现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高考的改革真正要迈出大的步子是很困难的。第二，我想着重说一说，我还提到了关于中青报的调查，我觉得这个调查做得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调查有一点不足的地方，我是专门搞研究的，有一点不足的方面，对专门的中学教师做了调查，我觉得中学教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目前是一个利益群体，实际上不是一个中立的群体，他是一个利益群体，不少的中学教师他们在高考这个问题上是获益者，所以向利益群体来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是有失偏颇的。我可以这样讲，我这个说法邮电部讲道理了，30年前如果我们搞一个调查，说要不要恢复高考，我可以说那时候70%几的人是反对恢复高考的。我们今天向利益群体做一个调查，他们说要坚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到70%几的人也说需要改革的，但是改革到什么力度，这个是需要上下结合，有专家和老百姓大家结合的，一项改革方案的推出绝对不是说有多少人支持这个改革才能进行，没有多少人支持这个改革就进行不了，不是这回事情，这里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说了。大众化时期我们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搞好呢？我画了一个图，实际上是强调了学生方面，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高考制度实际上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讲比较突出的考试，这是一个测量工具，但我们忽略了我们高校作为一种招收合适适合自己专业学习学生的这么一种自主权，我们分数了，我们划了分数线，就这个分数线你认为可以招你就招，你不能招我不管，我划了分数线是我说了算，不是你高校说了算。另外一面，我们广大的考生他们的自主权，他们的主体，他们的选择权是受到轻视的。所以我们现在学生的自主权和高校选择权，这是两个方面如何加以拓展的问题，这才是完善我们整个高考制度的一个目标模式，或者讲一个方向。这是我想说的意思。
[唐安国]：今天我想谈谈在我们上海进行的可以说是一个静悄悄的一个改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高考改革方面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都会引起互相攀比，当年李岚清副总理给了上海一个小小的权利，就是说叫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国家在经济改革的初期有经济改革试验区，比如说厦门，比如说海南岛，比如说深圳，这些都是经济改革特区，今天还有这些特区吗？今天当然这些特区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当年推进这些经济改革的时候需要有这些特区进行实验，别的地方对不起你不能攀比，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好你怎么可以攀比呢？教育我们现在也需要有这么一种特制，它的实验阶段或者探索的阶段可能会犯错误的时候你不要现在马上就推广或者攀比，作为一个地区行的高考改革的整体推行，我们上海市的领导正在有意识得进行这种推进，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到2010年甚至2012年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模式，我们归纳一下。首先第一条，就是恢复健全高中的会考制度，高中的会考制度原来上海是有的，后来给废除了，以为两考并成一考，减轻学生负担，现在看来高中的会考制度健全是最主要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来证明，来鉴定你是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作为一个大学录取的基本门槛，这个门槛是什么呢？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你高中后的教育，你是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你可以进入大学，你是初中毕业生，对不起，你不可以进大学。强调高考和会考两者之间要有区别，会考它是一个出门考试，你完成了高中学业以后你出门了，你完成了高中学业以后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它是一个入门考试，它是进入大学之前的一个入门考试，所以出门考和入门考应该区别开来，当然这两者之间会有联系，但是必须要把这两者很好地区别开来。会考的问题它可以在高中的三年当中每年若干次的安排，让学生在三年当中参加高中学习的十几门课程的学习，不要集中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一年，可以适当分开，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会考的成绩可以作为某一部分高校，这个高校它如何来认识或者如何来认定你会考的成绩由各个高校自己来认定，比如说有一部分高校认为这个会考用ABCD，有几个A，几个B，我就可以录取了，不用再进行考试了，我就招收合格的高中生就可以了，至于你定哪些A都由自己高校来决定，而不是由考试院决定，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学校决定。所以这就是认定一个会考成绩它的基本的作用问题，这是第一点。
[唐安国]：第二点是分类组织考试，刚才顾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先设置三道跑道，第一，高职高专院校，今年是5000多人，将来这个目标是达到25%到30%，上海11万考生，30%就是3万多个学生，将来就可以通过高职高专院校他们自己组织的考试就可以申请入学了，不需要参加统一高考，申请入学，30%左右的学生。另外就是所谓重点院校，985学校或者说我们认定的上比如8所院校，这些学校它可以单独组织考试，可以联考，这8所学校可以联考也可以自己单独组织考试，大概有多少学生呢？大概也占两万五千名左右学生，那边是三万，加在一起就是五万五千，这些学生他们不参加统一高考，当然也参加高考，高考的某一种方式，不是统一高考，中间还有五万五千个学生他们像原先一样参加全市组织的考试，参加原有的考试，现在这两端的做法目前正在实验当中，已经实验了第二年了，今年已经第二年了。刚才顾校长提到今年复旦大学填报文科志愿的时候有一部分社会的反映就是觉得复旦大学已经自主入学招收了很多学生，他们自己今年只招200多个学生，所以使得报考志愿的人大大减少，因为招生的人非常少，所以报考的人就非常少，所以他们今年符合条件的，只要上线的学生他们复旦大学全部录取，我认为这是一个改革当中出现的小插曲，我个人认为是小插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明年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一个小插曲，这里涉及到一个考生的心理状态，当然也跟我们反思如何填报志愿的问题，如何做到信息公开，我昨天接受几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们可以由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就是刚才杨教授提出来的，让学生填很多志愿，同时平行录取，录取以后然后由学生自己选择去哪个学校。第二个，我们考试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可以做到考试完了以后得到了准确的分数，然后再填志愿，而不是估计分数，是准确的分数，你已经得到了考试分数以后再填志愿，这时候有关的学校都应该把你自己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做到信息完全公开条件底下填报志愿，而现在很多人填志愿都信息不透明，不知道，然后估算自己的分数，我大概能考多少分，一般都往低里估，会错过很多机会，强调在考试完了以后知道了分数，并且也了解了信息以后再来填报志愿，原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我们原来是7月7号开始考试，到9月1号这段时间是时间短了一点，现在6月份参加考试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而且我们整个的网络条件，我们批试卷的时间都大大的提前了，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唐安国]：然后逐步的完善，我们讲考试制度的改革肯定不是一锤定音，或者说一次改革就能成功的，它基本的设计方案应该是5年到10年的时间逐渐做到完成，我们不能像搞政治运动一样，我们必须逐步推进，如果我们很好回忆一下，好好研究一下，刘海峰教授是专门研究考试史的，隋炀帝那时候的科举制度考试和清末年的科举制度考试会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多少年滚下来，不断在进行完善，我们今天改革一项改革制度也是如此，它也是需要不断不断完善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阶段的不完善而否定这种改革。目标应该是清楚的，然后坚韧不拔的向前推进，是多元的，另外是自主，公平，公平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在这里说一句话，我这个人说话肯定要得到很多人不满意的，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媒体上也争过，北大的招生名额分到各个省区的时候怎么分配？现在说中国政法大学都是按照全国各个省份考试的生源，一个数字，然后分下去，说这样的做法是绝对公平的，什么叫绝对？就是你考生是多少，我给你名额是多少。北大的名额是不是跟考生没有关系呢？他把名额分到各个省去，是不是跟考生没有关系？肯定跟考生多少也有联系的，但是大家也盯得比较厉害，就是北京你为什么招生那么多？这里他就忽视了一个，当然我不展开了，比如说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他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省区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到绝对公平？我认为公平总该是相对的。当然还有甚者提出来，全国一段时间大家一起考，从高分到低分排列，让北大录取，我说这样的话结果是青海、甘肃、西藏等等一些省都不会有录取的学生，或者很少，大量的考生都是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北大就变成大城市的北大，或者说是沿海地区的北大，而不是全国的北大。所以把名额适当的分类分下去这恰恰是公平的一种表现。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唐教授就完善高考改革的制度目标模式和方向做了精彩的演讲，同时也结合上海市提出了一些具体探索的模式。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按照大会的日程，有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结合今天上午各位演讲者的发言，请在座的记者以及参会的各位代表提问和讨论，看看下面有没有哪一位首先来提问。
[提问]：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第三位演讲的杨教授，刚才您讲要尽快形成高考改革的共识，这点我也很赞同，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形成共识以后，我们目标确定以后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一个开明的领导，还是来自于需要权利的高校和学生，相应的改革阻力来自哪里？
[杨东平]：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应该通过一种开放的公众参与的程序，来形成一个改革的合力，但在我们现在这套社会参与的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决心，也就是取决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决心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决心。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当中，高考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一块，其他的像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很多方面，都是应该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因为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教育的竞争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竞争，教育意义体现在社会变革当中的重要性我觉得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
[提问]：我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师，也是北大教育学院的学生，我想请教杨东平教授和应书增一个问题，就是对高考制度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一样，既爱又恨，爱的话，我们很多人都是受益者，因为我们考上了大学，恨的呢，比如说他让我们的孩子很痛苦，为了参加高考他可能要牺牲很多在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很多乐趣。所以我也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就是我们到底怎样看待高考制度的利和弊？作为一种选拔制度，人才选拔也好，考生选拔也好，我们不能否认高考制度还是选拔出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或者说他把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这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调查，但是也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本科生的选拔制度是硬的，但是研究生选拔制度却不是那么的硬。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应书增]：刚才提了几个问题，我先回答一部分，我想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两害相全我们取其轻，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个使我们弊端比较少，利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所谓的高考改革也都是在这方面。你说完全克服考试存在的弊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所以本身就有它的弊端。刚才我在发言也讲到了，高考有很多局限性，考试有很多的局限性，怎么改革？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都集中在一点，就是使它的利比较多，弊比较少而已。
[杨东平]：我们高考制度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使青少年免受应试教育之苦，但是我个人认为有这么一个认识，高中教育和高考制度是直接相关的，它需要通过建立一个会考制度和高考社会化来建立起高考和高中教育的一个防火墙，避免用高考升学率直接评价高中。至于初中以下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是因为义务阶段的等级化造成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我相信高考的压力不会沉浸到小学、幼儿园，尤其以北京为例，中小学恶性的支票竞争，这样小学的存在就是对义务教育法的挑衅，道理非常简单，跟高考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方法解决，谢谢。
[提问]：我是中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老师，现在完全把名额分配到各个地方，这样的制度造成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像在一些北京、上海，它的录取率能达到70%，甚至80%，但是在我们湖南省只有50%，而且以前还在这个之下。这个情况就导致我们自己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来自于北京的考生考分只有400多分，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510几分还要复读，因此我就想这应该有一个什么办法呢？我也不赞成全部都是一个分数取，地区还是要照顾，但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20%、30%是作为一个名额，我刚才已经跟应主任还有杨教授沟通了，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认为这样可取不可取？谢谢
[应书增]：我先说一说，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是考试中心，不归我们管，是教育部计划司管，这个问题既然提出来我谈谈我个人看法。这个问题是由来以久的，首先高等学校的布局，像北京的高等学校比较多，上海、江苏一些高等学校比较多，所以如果现行的制度合理的话他在当地的招生就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很多省没有这么多重点院校，河南、江西、青海、甘肃，甚至一些人口大省没有重点的高校，这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大家都说全国纳税人的钱办了一些全国院校，理应按人口比例或者按考生比例划分学校，这是一种说法。但现在情况也变了，很多高校你说是全国的钱也不见得，北京市为办北京市很多高校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比如青海省500万人分个指标就会很少，分配名额就会更少，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像西部的政策还能更多的得到一些利益。现在部里面规定了一个宪法，在当地属地招生，就是说这个学校在当地所谓属地招生的名额不能超过30%，当然现在有些属地招生比较厉害的60%以上，那比较厉害，所以现在规定了30%，这样使他招生的名额逐渐的降低下来，分散到包括咱们湖南省，包括到其他地区，这样能够缓解我们现在由于招生指标的问题造成一些矛盾。将来我想进行中还要继续做，我觉得使这个考试公开公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包括招生名额的分配问题，我就说这么多。
[提问]：应书增主任我问您一下，我是中青在线的，您提到了命题考试评卷的公正公平，我们将如何做到呢？
[应书增]：刚才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展开讲，这是全方位的，首先你不能考一些学生学过的，一些学生没有学过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选修课模块很多，有些学生选了这个模块，有些学生选了那个模块，这样你考试就面临一个挑战，你不能说考一些学生学过，一些学生没有学过，包括考务，比如说舞弊，舞弊的问题就是说使一些学生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答案，做出了题目，这样的结果是对绝大多数的考生的不公平，就是说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学生都希望得高分，都希望上清华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正常。但是我觉得作为考试来讲，要维护公正公平是符合1010万考生的，95%考生的利益的，因为毕竟能做到舞弊的人是很少的，所以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评卷，评卷我们公布了我们的参考答案，包括我们的定位参考，这些主要有一个公正公平的评卷标准，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包括分数的问题，咱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在安徽省出现了有一道题目漏登分，这道题目是32分，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所有的程序上都应该公正公平，这样才能使考试是公平公正的。
[提问]：我想请教一下杨东平教授和应书增主任，我是来自天津教委的，我想问一下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到底会给高考带来什么样质的变化？
[应书增]：现在新课标已经在四个省区今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山东一个，宁夏一个，海南一个，广东一个，四个省。这四个省的新课标特点我想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究性，第二方面是多样性，第三方面是选择性。但是作为统一考试，从现行的统一考试来讲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统考是考共性和个性化教育之间的矛盾，因为在高一是学一些必修课，到高二是学选修课，这个选修课的课程是不一样的，考生可以任选自己的模块。但是统一考试也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既考虑统一考试的要求，又考虑个性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超量给题，给一些题目，覆盖所有的六个模块，考生只做其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些办法来解决我们目前教学多样化的这么一个现实。就是这样。
[提问]：我想提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研究一些高考制度在形式上面的比较多，制度上面比较多，但是我们大学到底需要什么人才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能否评估一下？大学的学生录取是什么标准？我们现在说的创新能力、创新知识，这些是很空的东西，还有四有新人，守纪律、守文化的，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试教育不就解决了吗？我们说现在有一种艺考现象，我们都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那么今天是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呢？现在有好多近视眼了，好多高考状元入学以后因为身体不行，甚至还有神经病的，抑郁症的都有，后来说这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吗？这个标准有没有？我们现在高校需要什么新生，你们标准有没有？这个问题不是我一天想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媒体，一个主编，我今天想这个事，在98年的时候中央教科所的一位教授跟我说，我们学校录取的标准怎么解决？不知道应主任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安国]：我简单说两句，您刚才提到大学录取什么样的新生进入到自己学校里，各个学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高职高专院校，我也强调他的动手能力，操作、实践能力，如果我是研究型大学我要着重考察他的思维能力，创新的，有没有发散性的思维，也就是各个学校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要求，到底现在由谁说的算呢？应该由大学说了算，我要什么样的学生要由大学说了算，大学由谁说了算？当然由大学的主体教授们说得算。所以复旦大学为什么组织150个教授花了两天时间面试这些学生呢？就体现了在入学的过程当中由大学教授来录取学生，很简单，就是通过他们的面试打分，打分以后就录取了。而且事实证明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课题要研究，就是把这些学生和高考进入的学生做一些比较，看看趋势怎么样，如果这个说法是合适的就逐渐扩大，就是很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当然有人说这个成本很高，谁说过要全国1000万学生都用面试解决了？谁说过这个话了吗？没有必要，各个学校有自己的办法，你高职高专院校可以申请入学，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就录取了，不要参加考试就可以录取了。不是成本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成本问题。完了。
[听众]：谢谢主席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是来自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我参加这个会是昨天从沈阳专门赶过来，因为知道这个消息很晚，另外我也做过海外学者，因为今天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题目，第二个就是讨论一些东西，我觉得我想谈一谈对这次会议前面几个学者他们见解上的一些共识和不同的看法。首先一个，对于刘海峰教授的讲话发言我很支持，赞同他，说高考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我觉得这点相当重要，尤其作为一个海外学者，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我觉得确实77年的恢复高考给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二个我比较赞同的是应书增主任，他说高考的合理性，而且应该坚持高考的主流模式。因为我参加过欧盟的项目，从当时参加欧盟项目是8个国家，从8个国家他们国外现在我说的中国是东风，国外现在是西风，西分是加压，而且要统考，美国或者是英国，英国早就实行了统考，考试比中国都多了，现在我们中国是减压，减负，另外一个是放权，但他们现在实行的是集权，美国是一个放权多年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一些细节的东西丢掉我们主流的模式和我们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流模式是很重要的，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另外一个，对于1010万人的考试不可能采用复旦的模式，这个大的概念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学校搞教育要讲一个成本，要讲一个投入和支出，这么大规模的考试在我们世界上，中国的学生占了全世界的20%，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是全世界的2%，那么我们必须讲成本，必须讲效益，必须讲效能。这种效能我觉得假如都采取复旦的模式那是有问题的，但是复旦模式作为一种改革的先河还是有尝试的必要的。所以这点刚才应教授讲的这一种考试模式较讲成本，我觉得还是主张不能搞完全的放。另外一个，对于应教授讲到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考试的公正公平，反对裸奔，我觉得裸奔有裸奔的好处，而且意大利和希腊他们的教育是被视为在欧盟里面多年的落后，在这些国家中推都推不走，而且每年欧盟投上亿欧元在这两个国家去，但是没法提高教育质量，为什么？后来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尤其意大利请了世界各国高手对他们进行集体诊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有清晰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标，二一个，要与之配套的这种评估机制，没有这种评估，没有统一的考试，你分下去以后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话你的质量永远会有差异，而且越拉越大。所以后来从欧盟的项目中，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就重点加强他们在这方面的改革，尤其要有评估制度，不能没有评估，意大利是多年采取了一种教师评价，就是教师写评语就完了，而且我们搞的结果发现，意大利学生和希腊学生他们是最快乐的，在世界上是最幸福的，没有多大压力，但是导致的结果是这个教育的滞后和经济的滞后，国家的落后。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应当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目标，而且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另外对杨东平教授的观点我有一点很赞同，就是清晰的目标模式和改进，清晰的目标模式我觉得非常重要，不能说因为它是好的就不改了，要完善它，要更进一步的改进，所以我觉得清晰的目标模式非常的重要。另外他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改革，简单的放权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必须要有制度保证，二一个，放权的同时在西方这么多国家放权，不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的很多国家，西欧的国家，还有东欧的，放权的同时现在要强调问责，这点非常重要。问责就是要信息的高度透明，而且要追究层层的责任，这样才是教育改革成功的一种保障。我记得很清楚英国的一位教育大臣因为他没有实现他们许诺的2005、2007年的目标，他就得辞职，所以像这样的话我觉得问责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说到跑道，我觉得跑道是可以说，但是有一点要强调，起跑的时间，还有到达终点的时间不能无限制，对于一些薄弱的地区虽然可以帮助他，但是不能无限制的帮助，有的是扶都扶不起来的，在英国就实现了杀校，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强韧的措施。对于有的地方这个裸奔的话，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尽量少一些加分，更多的公平。另外一个跑道的多，但是跑道的多容易导致一个就是你掌握起跑点，你设计这个考题的人或者其他的人是否是一样的，水平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统一的国家目标，出两份题两个老师可以完全不同的出访，但是目标的掌握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中央这个统一的考试中心，但是应该加劲，跑道多，但是要有起跑时间的规定等等。刚才是关于会考，我还是比较赞同恢复高考，谢谢。
[主持人]：今天上午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刘海峰]：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下午这段时间第二部分是从现在开始谈中国高考政策与高考招生看齐。发言的报告人是有三位，一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同志，他要后半段才来，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请教育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在这个时段报告，按照程序我们首先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副教授报告，大家欢迎！
[文东茅]：主席、各位代表下午好！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做《高校招生制度的多元化探析》，我本人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我做过一些高校的招生工作，所以想就这个方面谈一些我的想法。先从两个问题开始，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高校招生的形式是不是已经多元化了？在我写这个稿件的时候我原以为这个题目大家讲的不多，这个大会的主题也是我向主办者建议的。后来我查文件的时候，发现现在大家谈多元化谈很多了，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这么说吧，难道我们现在招生形式方式还不够多样化吗？不够多元化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从1977年开始，那时候就不鼓励高考，当时就有艺术类的专门考试和文化考试，就是不一样了。古今中外我们如果说人才选拔或者学生选拔的话，无非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以面试为主的考察，第二个就是考试，以笔试为主，第三个就是二者的结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看考察的方式这是有的，而且还不少，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保送，保送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5%，现在教育部控制保送的名额，是每年5000人，其实我本人就是当年的中师毕业以后保送的，而且现在大家对这个保送非议挺多，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保送有很多好处。我曾经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做过一篇本科的论文，我当时论文就是对我们学校的中师保送生和高考的学生做了一个对比，做了比较以后发现当时中师保送生在各个方面都全面优于高考的学生。但是如果说当时让我们参加高考就我自己而言，那我高考顶多能打200分，所以高考有它的好处，保送这一批人并不见得就不好，当然后来我发现前三届保送生不错，但后三届保送生开始问题比较多了，这是第一种方式，是考察。第二种是免试录取研究生，现在上海交大、复旦的改革叫做破冰之旅，也叫做自主招生，如果一定叫做自主招生的话可以定义为完全自主招生，区别于现在高校的部分自主招生。另外研究生里面，今天上午说到北大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保送，实际上就是免试推荐学生，这部分学生也不用考试的，另外还有一些运动员等等都是直接的保送。第二种方式是考试录取，是主流的方式，但即使是考试录取全国的考试也五花八门有全国的高考，分省考试也有很多类型，有三加X，有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外语、艺术等等，夏季考试和春季考试，还有现在体育院校的联考，单职院校的单独考试，还有一些高校的单独考试等等，即使考试类型也非常多。第三个就是考试和面试结合的方式，这个方式也不少，比如说先考试后面试，像研究生的录取应该是先有一个基本分类以后达到一定分数线以后，由各个高校来进行面试，通常面试比重在30%，有的在40%。香港现在在内地招生的程序也是看你的高考成绩，然后再面试。当然也有先面试再考试的，比如艺术类招生，还有一些是先考试再面试然后再考试，就是我们现在50几所高校所谓小自主招生，各个高校先都要经过自己的考试，然后再面试合格者参加高考，高考最后合格者可以降到20到30分这么一个成绩。
[文东茅]：另外还有一些考试加测试，还有平时考试加分等等，这些都是考试和面试之间相结合的方式。我想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试或者招生的花样多样化还不够吗？还需要哪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录取标准也多元化了吗？我们经常说高考的最大好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个标准，分数。但实际上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地区标准是不一样的，曾经有山东的学生状告教育部，说统一高考山东的学生比北京高100多分，这是由招生名额确定的，在不同地区这个分值是不等值的，山东的600分相当于北京的500分。第二个标准，民族标准。不同民族，而且在民族的不同地区分数也不一样，在湖南少数民族一般加20分，几乎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加10分，在新疆少数民族加了70分、80分，同样是少数民族加分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同样是考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裸分，同样是500分它的意义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加70分，有的人可以加10分。另外专业的标准，我们都以为清华得分数应该是650分以上，其实清华也招300多分的人，而且最后拿的文凭也是清华的，因为清华现在有工艺美院，工艺美院同学最高录取线是380分的文化成绩，艺术类的学生他如果加上一个艺术，他的文化380分就可以相当于你普通学生的650分，所以这个分数也是不等值的。另外特殊人群的标准，运动员，军烈属子女，还有当年抗非典英雄的子女等等。还有志愿不同的也不一样，定向委培的，还有比如像师范也会有一些优惠。另外性别，最近北大出现一个争议的事件，就是外语系招生的时候发现若干年来外语系的男生只有一个、两个，于是提出优先录取男生。但这实际上不是很严重，我了解有的专业男女分数可以差到100分，像公安类的专业。
[文东茅]：另外金钱标准，这个我们很忌讳，但是不能不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高考分数，高考分成两条线，一个是分数线，一个是金钱线，这个东西实际上老百姓还是很清楚的，不需要忌讳这个事，尤其是现在的独立学院出来。独立学院出来意味着上到一定的三本线的学生如果家里同时又有经济基础，他可以上三本，最后拿到本科的学历文凭，否则他就只能拿专科的文凭。最后的标准，面试是不是有标准？我打了一个问号。实际上面试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对我个人而言我经常会偏好于农村的孩子，因为我自己来自于农村，但是也有很多人偏向于长相、气质、口才等等，所以我说这么多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录取标准在同一个分数面前难道我们标准是多样化的吗？对于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供解释的依据？
[文东茅]：对此，我现在也在琢磨，在思考，我想首先要对这个多元化的概念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说实在话看到很多关于多元化的一些讨论，或者说一些题法，但是确实没有看到谁对多元化的含义是什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见解，比较少，可能我看的不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可以跟大家讨论，多元化的实质是价值多元，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个多元由至少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是人或人才的多样性，不同的人在很多方面特性上不同，我们讲同样一个，既使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区别还非常大，比如我们讲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有28个大项，有300多个小项，每个项目都是不同的运动员，如果拿300多个小项的运动员把他错开比赛的话是没法比的，就是让姚明打乒乓球的话肯定不行。既使是同一个项目，比如篮球，有中锋，有后卫，有前锋，他是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的构成是需要有多样化的人才来建设。第二点，知识是多样化的，我们原来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知识是同质的，是一种知识，有人定义为高深知识或者叫精英知识。但现在人们发现有很多知识不是高深知识，不需要我们去研究那么多哲学、那么多贵族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公益知识，普通知识，大众知识是人们更需要的。而这些知识在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很多争论，已经逐渐走向了高等教育的殿堂，高等教育是需要这些知识的，也需要在这方面培养人才的。原来我们认为高深知识是更高贵的知识，其实知识不分高贵。原来我们认为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可以考的，实际上现在很多知识是一种不能编码的知识，这些东西对人的创造性，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生存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不同的知识价值是可以等值的，我们原来认为精英知识重要，我们就考精英的知识，其实这个精英知识在历史上变化也很大，像西方原来考拉丁文、希腊文，现在被废弃了。我们原来科举里面考诗词，唐代考诗歌，我们现在考了语数外。第三个方面，现代发展的需要形式是多样的，教育和公平都很重要。通过我这样一个对多元化的理解，我觉得可以得出两个观点，这是我个人的认为，第一个，目前考试形式多样化不是多元化，这个元意味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多样化的形式实际上背后的价值理念、追求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全国进行了分省考试，但是分省考试如果都考文化的话，意味着背后的形式是一样的。再比如春季招生、夏季招生，还有现在自主招生变成了各个高校一次小的高考，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另外主流可能统一，支流可能是多样的，全国还有很多花样，但实际上省内可能是统一的，另外目的上多元，实际上结果可能是统一的，比如我们现在全国搞的研究生招生的统一考试。第二个观点，就是标准多样，但是其实在标准之上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共同原则，这个共同原则是什么？比如招生名额分配，当时有人采访说，说对政法大学这样一个提议的评论，我认为我不赞成，但是我很欣赏他提出来一个可供解释的依据，那就是人口比例，但这个是比较简化的，太简单化了。第二，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复旦拒绝加分，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逻辑也不清楚，为什么拒绝加分？我们有没有一个逻辑呢？其实在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品德，现在我们注重知识，有人说注重能力，能不能有其他一些更高一个原则？我初步想到应该是社会的公正。只要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应该都可以接受，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加分，这个加分的背后意味着劳动价值，意味着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可。比如说我们说艺术，要获得一个艺术成就人要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艺术类的人同样可以获得尊重，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可以加分或者降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认可。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下，要想多元化他应该有什么途径？我非常赞成今天上午专家的特点，应该先问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他培养的人应该是多元化的，既然多元化我们就应该按照多元化的标准设立课程，制定招生标准，制定招生方式，所以首先就要实现价值多元，建立一种多元化的培养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设定怎么样选人，同时在多元价值的基础上，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同的可以认可的公正的标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个公正的问题讨论的太多，认识还很含糊。
[文东茅]：多元化我们说现在是一个方向，但是它确实面临太多的挑战和困难，首先是公正观，大家认为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正的，实际上我们仔细研究这个现象背后，知识面前绝对不是人人面前的。在知识面前知识本身是有属性的，我们认为现在教育是考中产阶级知识，对中产阶级是有利的，所以这个公正观是很复杂的。第二，中国有一个大一统的习惯，比如统一的信号有很强的需求，统一高考有一个很强的信号，只要是分数高的他的能力强，这时候要建设信息的成本就提高了。另外就是考试成本，考试成本确实会增加很多，可能是倍增，但是我始终坚持认为到底是金钱重要还是人才重要？如果我们真正认为选人很重要，那我们有不遗余力的增加成本。再看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偏向哪一方面？另一方面，信誉、责任这方面大家讨论比较多，我就不仔细说了。
[文东茅]：最后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这四句话是我现在想说的，第一个，现在的高考确实需要多元，而不是多样化，花样多其实是很折腾人的，很害考生的。第二，我们需要更清晰的理念，尤其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你背后的理念、标准、依据是什么，这个要非常清晰。第三，我们需要更多的投入，而不是为了更简便。另外我想说的是人的考察很复杂，人价值的实现是要一生来实现的，对人的考察要盖棺才能定论的，应该始终不断的考察，始终不断的给人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的机会。我想这样一个方向如果明确的话，我们的高考改革它尽管可能会步伐很慢也可能步伐很快，但是方向可能不会迷失，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经过30年的探讨以后，中国的高考能够坚定地按照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否是多元化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谢谢文东茅教授，他这篇论文，这个报告不仅仅是探讨高考改革，而且是我们通常讲的放大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探析，特别辨析了多元化与多元化两者之间的异同和区别，特别是区别方面做了辨析，应该说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接下来我们请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副主任谢小庆教授发言，他报告的题目是《大学招生中必须给高中教师发言权》，大家欢迎！
[谢小庆]：刚才文教授的题目是多元化，我发现今天的发言里大家共性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多元，因为唐教授，还有杨东平，还有应书增主任都讲到了多元化。当然多元，一元就讲到要给地区附权，分省附权，给大学附权，我想谈的是，我另外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那些教学教师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附学权？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学招生中应该给高中教师发言权。在思考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中青报有一个联合调查，说有70%多的人认为是需要改革的，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比较简便的就是首先需要考虑科举为什么被取消了。大家知道如果科举讲公正性，至少单间考试今天世界上很少有考试能实现，誊录，我为了避免笔记作弊，今天有哪个考试做到了？而在惩治舞弊方面，科举对惩治是非常严厉的，在我看来就是慈禧太后的先生曾经把他军机大臣给杀了，因为科举舞弊，他在现在是什么官啊？政治局常委啊，给杀了。讲公开的话，这个可以说科举在全国是妇孺皆知的，在唐朝那样一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之下，新科状元出来之后两周之内就周闻天下。这样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考试却遭到了几乎所有近代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我讲这个是有据可依的。科举被取消不是因为它不公平，不是因为它不公正，不是因为它不公开，而是在迫于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之后迫于震动的局面，在朝野众多指责声中被取消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讲这些就是科举被取消的原因不是不公平，而是没效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不是因为高考不公平，当然有不公平的问题，那些是细枝末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高考改革，是因为高考没有效率。我是研究考试，韩民是我们同学，我很清楚考试它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不是用来维护公平的，在维护公平方面考试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是充满争议的。今天教育部是禁止在中小学教学当中进行考试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决支持教育部的政策，我坚决反对在小学和初中的招生中使用考试，只需要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你使用考试实际上就侵害了每一个儿童应该平等分享的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谢小庆]：考试不是用来维护公平的，是用来提高效率的，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标准或者说一份作为考试的质量标准的一个文件，就是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最新的一版是1996年颁布的第六版，这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不论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有测量社会的学术而言，近期都看不到人们在测验公平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前景。公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今天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是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我想再给大家说一段话，这个是2001年最权威一个，就是Cole在我们学术界里最学术的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公平的新面目》，这是那篇文章的结束语，现阶段关于公平性的研究尚不能对任何测验公平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60年代涌现出的对公平问题的研究最终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可以决定一项测验是否公平，没有一种统计方法可以清晰明确的证明一个题目是否公平，也没有一种技术上的解决之道。简而言之，过去的30多年没有研究出任何分析方法可以表明公平或不公平，也没有一种清楚的程序可以避免不公平。所以可以看出，你们既没有像刚才文东茅老师文章说的那样从价值层面上研究问题，也没有像Cole那样的从技术层面研究问题。因此评价考试质量首先考虑的是有效性，或者是效率，所以说在任何一个考试来讲，评价考试一般来讲首先第一点是叫做合法，能够在法律中有自我保护，第二点就是效度，其次才是公平性等等。而现在的高考是缺乏有效性证据的，也就是说没有达到科学性要求的，也没有足够的校度证据的支持，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招生考试中大学生录取的比重也就是大约30%的比重，也只能是作为招收的参考之一，而不是惟一标准。
[谢小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改革考试，是因为我们必须为我们21世纪中国的发展着想，我们为什么改革，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21世纪有前途。我们的一位领导说我们卖8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空客380，我们想一天我们今天用的从收集到数码相机，到数码摄像机，我们有多少是自主研发的，所以我们大量的实际上是在给别人打工，是做一些下游的加工工作，这是一点，就是说为了保护我们，而创新能力来自儿童的好奇心，而他们的好奇心是从小学、幼儿园就被磨灭了，所以为了使我们国家有前途，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儿童的好奇心，一切创造都是来源于儿童的好奇心，而他们的好奇心从小就被我们破坏。再一点，我们今天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天不仅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不仅面临着就业总量方面的问题，同时面临学术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参加一个工商企业界的高峰论坛，当时都是一些高级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裁，他们讲的我觉得非常对，他们说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之间的竞争，比如为了争一个李开复可能两家公司会打破头，而我自己也觉得今天捉襟见肘，没有人，我博士生、研究生有一批人，但是他们很累，没有那么多人做，本来大学生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一笔人力资源，而今天经过我们高等教育以后变成了我们的负担。
[谢小庆]：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本来跟我们签约了，我们把钱也付了，要卖给我们一架飞机，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钱退给我们不卖了，大家知道今天市场来讲大家想的都是把产品卖出去，我们是拿钱买人家的产品，拿着钱去买人家不卖给你。所以我们对自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目前我们经济发展的状况，目前的教育状况应该有所反思，所以我跟刘教授的观点差别确实很大，刘教授是稳健派，我是激进派，我是觉得不改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下决心，我特别赞成今天上午杨东平和唐教授提到的呼唤30年前邓小平那样的人物，大手笔推进考试，进行这种大手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今天很感谢主办方把我一篇文章收入会议论文，那是2005年的一篇文章。现行招生制度不合理之处很多，而最不合理是在招生决策过程中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教了学生一年甚至几年的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这是最不合理的。而不能授予高中教授发言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美国招生的老师在上大学这点来讲比重是最大的，而我们这一点上一点发言权没有，我说我们如果在目前这种信息环境之下给了招生老师发言权，招生老师就会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
[谢小庆]：所以我们今天要给老师权利，但是我们需要有中国特色，我们需要制约他，我们要靠大学制约他，所以我的方案就是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用统一考试来制约高中教师，保证他们正当使用自己的发言权。比如四中最好的学生和六十四中最好的学生就有可比性，而我们可以把不同学校之间的学生，不同招生老师给得分数是可以建立可比性的，这十年我研究的主要焦点就是研究等值，分数间的可比性，所以实际上我们统一考试仅仅是作为对不同学校高中老师给的分数进行等值，但是要和学生个人脱钩。这一个方案使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相结合，这一方案使所有的学生、教师、家长都参与到招生过程中，实际上真正决定学生命运的是那几十个命题老师，而现在可能是几百个命题老师，而我们要监督，怎么监督？每个学生都要参与监督，每个家长都要参与监督，在我的方案中每个老师，每个学生，每个家长都会监督，而这是基于高速的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和发达的网络环境之上，我们有那么发达的网络，以前我用算盘算一辈子也算不出来现在只要0.001秒就能算出来的，所以以前很多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实现了。而且我特别想强调，高考改革我们不是选择最佳，我们是两害相全取其轻，生活中很少有两利相全取其重的时候，或者是儿童的好奇心被磨灭，学习兴趣被磨灭，厌学，或者可能有少量的权钱的介入，在这两害之间我们必须得选择保护儿童的兴趣。再一个，我们总是在说没有信用环境，我想我们作为教师不首先去治理信用环境，那么谁给我们建立一个信用环境让我们享受呢？所以教师在这方面就要先走一步。谢谢！
[刘海峰]：谢谢谢小庆教授，他的发言可以说是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我们主办方陈志文老总他是一个从激进派走向稳健派的一个典型，他作为主办方，我作为主持人，我们两个稳健派邀请的这些发言专家，你看激进派多少？而且那么慷慨激昂的，这是我的感受，因为谢小庆教授一再提到我，所以我不再做主持人，我回应几句。第一个讲到科举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谢小庆教授一定会把科举大批一通，我要澄清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人批评标准化考试，说它弊端很大，是要改掉这种考试的方式，在1910年提出要恢复科举，至于说其他方面我就不再详细讲，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应该很多人可以探讨的，我们这个研讨会本身就需要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锋，我觉得很好，谢谢！接下来请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院作报告，大家欢迎！
[韩民]：谢谢，首先声明一下，我到这儿来只代表我个人，我不代表任何机构和部门。其实我对高考一直很关注，但是没有深入的研究，不像前面两位教授都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韩民]：首先我想从我自己的高考和留学的体验谈起，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插队，1977年参加了高考，后来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后我才知道，后来我们77、78级学生非常多样，就是说首先年龄上非常多样，我那会儿进去的时候虽然插过两年队，但还是比较小的，有应届毕业生过来的，一直到老高三的毕业生，所以年龄差距差不多差十一、二岁，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对不同的人来说，高考对他们的含义也不一样。当然从高考改变命运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年龄越大的考生他越有愿望上大学，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考上大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我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我们班里面，其实有的人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等于就是初中毕业，甚至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去工作了，后来他们考上大学了。所以后来我到了大学以后问起他们，包括我自己，我当时在农村插队非常仓促，只是找了书简单看了看，因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在农村，要参加劳动，到后来几年才有些生产队给一点时间给准备准备，我那时候基本没有时间准备，而是业余的时间，稍微的准备了一下，仓促上阵。后来我到了大学以后问到很多同学他们都是这样，至少77级是这样，78级后来有了一点时间，很多77级学生都是这样。想说明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很多人他们考上大学实际上凭的是一定意义上的比如说素质，是他们在比较早的进入社会以后积累下来的一种求知的欲望还有素质，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所以好多人我觉得都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体验。后来1982年我毕业以后到日本留学，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当然出国的时候有一个出国考试，到日本以后我开始在东京一所大学里面读书，后来毕业以后硕士读完以后我进入博士考试，在这所大学里面没有博士课程，所以我要面临到另外一个大学上博士课程，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入学的选拔问题。当时这个大学他也有一个外语的测试，但是专业方面的东西完全是凭面试，我当时印象很深，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上博士课程？第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这个专业？第三，你进我这个专业以后你想研究什么问题？当然我就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他提了很多问题，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面试不如说其实是一场答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问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人教育，我说我对成人教育很感兴趣，他说了一大堆，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对人感不感兴趣，教育问题核心是研究人，你说了半天没有听你谈到人的问题，你怎么看待教育和成人发展的关系。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这里就说，我觉得很多东西衡量一个人不一定是通过书面考察，他有很多方式去考察，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韩民]：第二个问题，我在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后来日本学者跟我说起来，他说在大学里面有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我有一个感觉，你们最早77、78级的学生素质最高，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77、78级他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积累了10年，大家想上大学的这些人，他一直在期待拥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有非常高的竞争力，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刚才谈到，实际上很多人有社会实践，甚至没有高中没有毕业就到社会，在社会上学习，他们的素质是在社会上学习形成的，尤其没有现在成套成系列的大量的应试教育支撑他，没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刚才谈到生源的多样性，年龄多样，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丰富，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动力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话，现在我们这种高考的模式，如果你没有长期的准备，你没有上高中，我敢肯定有99%考不上大学，所以尽管我们把入学的年龄，参加考试的年龄放宽了，但是我们这些成人离开学校，离开高中一段时间的人多半考不上。所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
[韩民]：第二个，李约瑟的难题给我们带来启示，什么是李约瑟呢？他是英国的学者，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名，他一直被一个历史问题所困扰，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长达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也比西方能有效地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但为什么这种领先没有在中国蕴育出相应的人才，这个一直困扰他的难题。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有人归咎于经济、气候、政治、文化，也有人归咎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秩序，也有人归咎于中国的教育制度，在1924年中国近300年学术史当中，梁启超认为主要是中国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影响了创造性人才的选拔，束缚了精英人才的培养。所以中国的科举制度落后，最终没有支撑产业革命的人才。所以考试制度，人才选拔和我们谈的素质教育，这是中国民族发展的难度。从人才发展的角度来说，我想有几个观点，一个是人才强国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战略，创新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核心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如果说这个难题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最大的启示就是这样一个八股取士的制度制约了中国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说到高考改革的重要意义，我个人认为它不仅仅对基础教育，它对整个教育都有一种导向指挥棒作用，影响国家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影响民族创新能力的形成。近年来，我国对高考进行了改革的积极探索，虽然这些改革在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有些改革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也非常难，所以高考的改革还需要深化。所以我觉得现在高考改革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你怎么去培养，就是通过教育来培养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角度出发，高考需要克服偏重知识，主要是考知识，忽视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评价，所以如何使人才选拔从高质量的考生转到高质量的人才，通过科学有效的考察学生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如何测评学生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
[韩民]：好在我们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全社会现在都在加强这方面的认识，所以教育部很多政策文件里面，中央的一些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一项根本和长期的任务。实施素质教育是从教育观念到教育方法的革命性变革，必须把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到提升国家竞争力与民族创新力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出发，我们来看素质教育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勉强全体学生，以基本素质与核心能力培养为重点，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加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现在谈到核心能力，实际上我们谈了很多，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看法，有人认为人在职业生涯中依靠的主要是两种能力，一个是专业能力，一个是核心能力，核心能力不是指掌握专业知识的多少，而是指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处理，沟通交流，创新思维，合作协调，解决问题及终身学习等综合能力，这些核心能力是任何行业，企业和职业都需要的能力。也有人认为，言语理解能力，判断推理能力，数量关系能力，信息获得与资料分析能力，思维策略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等。上面我谈了我们需要从推进素质教育，从加强我们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要加强，从这个角度考虑高考改革，所以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我对高考改革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韩民]：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积极推进高校招生选拔方式的多样化。一个，就是积极探索把考生平时的成绩与高考成绩结合起来的选拔办法，将学生高中各科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参与公益与志愿者活动的情况等作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第二，改进春季高考招生办法，增加春季高考的吸引力，应探索春、夏两次考试，统一录取，一次入学的方式。现在我们是分开的，参加春季高考是一部分高校，而且有些高校觉得一年搞两次挺麻烦，一次就行了，只有一部分高校参与，这样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这些方面其实国外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也是有几大意义的，很多国家都有不只一次的考试，他们为什么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呢？这里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个还是要深入的研究，来改进它，完善它，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要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等学校按照不同方式考试招生的办法，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实行高职院校免试，依据学生的志愿和平时的成绩招生。甚至在一些三本院校，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进行一个探索。
[韩民]：第二，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加强面试，对研究型大学的自主招生部分，可探索推荐保送生加面试的选拔方法。像牛津、剑桥等英国的名牌大学一直把面试作为入学选拔和学业考评的主要手段。另外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时也非常重视以面试来综合衡量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我从网长下载了一些案例，比如香港大学，他提了一些问题，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百个学生可能有一百个答案，但是我想它有些问题涉及面是非常广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你人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紧密联系起来的，也不像现在有些企业在搞面试的时候搞一些脑筋急转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它深入的多，综合的多。第三个，高考的内容上我觉得要突出能力测试，增加综合性和开放性考题的分量，比如说增加测论这方面的内容，我在日本读过很多关于日本人的高考文献，他们情况跟我们非常类似，他也是东方的，受到儒教的影响，偏重学历问题非常严重，他们改革从七十年代一直在探索，进行了很多尝试，有的大学把考生进行了多少年的追踪研究以后，他们认为衡量考生的水平、素质和能力最有效的手段是，一个就是小论文，提出一个问题他分析，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面试，当然了，在我们这种高考是不是能够大规模的进行这种尝试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笔试并不是完全照着这个东西做的，至少不是惟一的手段，另外谈一个问题，关于取消高中文理分科，探索在高校学科模块招生的问题，影响学生的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协调发展，但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探讨一些国家的做法，探讨高中模块式招生的办法，具体办法就是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把所有学科分成模块，进行分层教学，大学可以按照二级学科，提前公布对各学科的能力、模块的程度要求，不分专业录取学生，学习两年以后再根据学生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比如说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要在其他的方面也要达到不同的等级，达到一个基本水平面，但是理科根据不同的科目，比如数学，你数学就要达到最高的成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考虑，这些方法我个人觉得有助于我们高考促进素质教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证，谢谢！
[刘海峰]：谢谢韩民主任，韩民主任谈了不少关于高考与素质教育的问题，很多观点我觉得很有新意，而且值得我们深思，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是进行提问和讨论，因为我们整个会议是推迟了5分钟左右才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相应的推迟一点点，休息时间缩短一点，接下来请大家提问发言！
[提问]：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从北师大过来的，温家宝总理不下四五次提出杰出人才，其实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就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人才，顺便说一下，我是凭记忆，可能有些字有出入。我们说高考制度之所以在1977年恢复，主要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一部分先富起来之后必须有共同富裕一样，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两位老师愿不愿意为此一呼？
[刘海峰]：能否有更多这样的机会，那要看以后了，因为今天这次会主要还是由中国教育科研网来主办的，经费是由他们出的，所以下次能不能联合主办还要根据情况，不过我们中国教育科研网是逐渐壮大的网站，每天点击率是几千万次，我相信它将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我们办的研讨会会越来越多。
[提问]：请问谢小庆教授，不好意思，我问您一个问题，其实我也认为高考制度挺好，但是需要改革，同样一个应届毕业的学生他如果在中国读本科、研究生和他们到国外都本科、研究生之后会有什么差别？
[谢小庆]：我觉得我们应试教育向下的延伸，到初中，到小学，以及到了幼儿园，向上已经研究到了研究生、博士，咱们应试教育已经从原来的高中阶段向上向下延伸，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实际上要是咱们很多学生都说大学毕业以后再出去已经出不了诺贝尔奖学金了，我们必须从幼儿园抓起，我们现在如果痛下决心改革高考，从我们幼儿园开始保护，主要是保护孩子好奇心，他爱学，我说我们评价我们教育制度是爱学还是厌学，我孩子小的时候是厌学的，大家想想读书对孩子是一种快乐还是负担？我当时女儿书包很沉很沉，我女儿是人大附中的，所以我想回答你的是，如果按我们现在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我们比不过美国的学生，我们出不了比尔盖茨，出不了戴尔。
[韩民]：目前这种高考制度中没有太大改革的状态下我们必须保留一个渠道，使陈景润这样的人能够进入大学里面，或者进入研究机构里面。
[提问]：我是教育考试编辑人员，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学习。激进的观点容易引发激烈的争论，我想向谢教授提一个问题，我们认为高校考试制度的形成是社会利益群体博弈的平衡，他们主要有决策层，有高校，有中学生，还有中学的家长，还有招生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其他一些利益群体，我们现在提出要给高中的老师发言权，在我看来高中老师在高校的招生考试里面已经有足够的发言权，比如说我们的高考命题，据我所知很多考试在分省命题的时候高中老师占了最起码有一半的比例，在阅卷的时候高中老师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在里面，我觉得他在这块里面已经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于说招生录取这块只是按照程序执行这些结果而已。我就问谢教授一个问题，我们要给高中的教师什么样发言权？给他发言权之后会不会导致权利的腐败，或者导致一些新的问题的产生？
[谢小庆]：你讲的参加命题，参加阅卷，实际上参加的高中老师不是很多的，很多是大学老师在命题，这个不重要。你说考试这个东西是局限性很大的，所以今天上午应书增他是搞那么长时间考试，他研究的就是考试局限性，我也是研究考试的，作为考试就是用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标准，去衡量绝对不标准的每个每个都不一样的人，它的局限是非常大的，考试这个东西说起来这个话题很大，考试它的有效依据，这块说来话长了，考试这个东西局限性很大，通过考试评价一个人这个东西靠不住的，而我长期观察一个人，比如毛泽东观察林彪那么多年，还是疏忽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于他所教的学生谁应该上一些好的大学，谁应该得到额外的照顾他没有发言权的。
[韩民]：我补充几点，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素质教育，我觉得我们全面的推进素质教育，其实和老师的关系很大，对老师的指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就是你得公正，另外你得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怎么去引导这个孩子，这是非常专业的，最后你怎么科学的观察一个孩子，评价一个孩子，非常公正的把这个材料反映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不是通过考试，这种发言权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其他的，比如平时成绩的反映，各种各样的推荐书等等，这些方面来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教师对发言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谢小庆]：我再说一下关于考试的局限性，刚才文教授说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是所有的孩子接受了相同的教育，或者得到了相同的服务，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谈得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你说有的人说实话，他是走很长的路，然后要帮助家里干活，然后去参加高考，当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提前五天才离开生产第一线，我是骑马300里地到县里参加高考的，而我当时用的教科书只有一、两本，三分之一的毛主席理论，和那些接受专家辅导的，现在你看基本上是一对一专家辅导，名师辅导，他们接受的教育条件一样吗？只要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都平等地享受了相同的教育制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提问]：谢教授，我在福建做高考改革方案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综合素质评价，这块我们不是用高考来考的，最终还是要底下的老师来做这块。做的过程中我们这快始终没有办法纳入做招生的一个依据，或者说决定性的标准，我们只能说你高校录取的时候可以参考，为什么呢？如果说像在高考或者高校录取这种高利害的技能之中，把平时的成绩一旦纳入高考标准作为一个绝对性标准的时候，他原来的评价就完全变质了，很多老师会把平时跟他有一些有关系的学生评语写得好一些，这就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当然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这种结果往往出的最多的是在中学这块，而不是高校入学这块，如果把平时成绩纳入作为高校招生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用什么程序来保障他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评价是真实的，就像你说的是有效的？
[谢小庆]：我特别赞成你那一点，所以我讲如果你要是保留考试成绩，不和学生脱钩的话，大家总是只认考试成绩，不认高中老师的分数的，我们统一考试要保留，但统一考试分数和学生要脱钩的，他们只是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对高中教师的评价给他加权，如果你给学生打的分数都很高，但是最后你的考试成绩折算出来以后不值钱，你打很高没有用的。再一个，你把差的同学打得很高，好的打得很低，马上我就能反映出来你这个公式是不可靠的，甚至补充增加考试，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学校给的那个分数，大学跟你高中的分数来录取，你想想学生和家长们都要参与监督，那个高中老师能随便写分吗？今天我们的失败就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制约，所以就是书记、县长的孩子首先被保送了。
[文东茅]：我补充一点，我想提醒一点，我觉得我们目标也很清楚，整个目标就是为高考选择更合适的人，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可能在途径上会有某些所得，但是比如像保送，像给教师权利，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帮助高校更准确的反映学生的素质，这个方向没错，错在我们缺乏监督机制，缺乏治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们要改的不是，要废除保送和废除高中教师推荐权，而应该是怎么治理他假推荐的问题。
[韩民]：我也补充一句，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在监督机制上的加强，比如所有保送学生要提前公示，有人对这个学生保送了，我有意见，我认为他这个保送是假的，你可以提，另外你一旦作了假，学校你要承担责任，我们还是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个我们要一点点摸索、探索、前进，是这样一个关系。
[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书面送给文东茅教授的，他说山东的600分相当于北京的500分，请问文院长，您的换算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文东茅]：刚才讲完以后，我觉得好像没有太讲清楚，特别需要澄清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当时说是看我们的现状，现在表面上看有很多多样化的招生形式，表面上看我们有不同的录取标准，但是实际上我本人并不赞成，简单的说山东的考生在知识能力上600分就等于500分，不是这样的，而是从录取结果上，实际上这个结果，600的人才能上北京的相当于500分的分数，在这个录取的效果上来讲他的价值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标准，而且有些标准我们是承认的，比如说给少数民族加分，我们给真正少数民族加分和给西部地区的名额，我们还是相对而言比较承认的，但是比如说给北京的考生太多的名额，可能很多的争论就非常大，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操作上的做法，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多样化的标准上找到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其中有人提出来人口标准，就是一个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不好，但是它往前推进了一步，给我们找到了一个解释的逻辑。有没有更好的标准呢？在北京和山东的问题上其实有些问题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各个地方对于当地的高等学校的贡献，为什么说最新教育改革的规定属地还可以招30%，这么说的话还是不公平，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同的地方对当地属地的教育贡献是不一样的，北京相对而言在很多方面对北京大学的发展，对清华大学的发展给了更多的支持，我们如果回到98年以前会看到，北京大学根本没有几套像样的房子，但是现在得到了北京市的大力支持，浙江省也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有它的合理性，浙江大学给的支持更多，但是这样的标准我想这个标准也应该是多样的，这个标准背后是一种多样化的共同认可的一种公正观念，公正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或者经济的标准。
[刘海峰]：鉴于时间，我们这段的提问和讨论差不多了。我觉得刚才三位报告人谈的问题都很好，从多方面多元的角度来分析高考改革的一些问题，包括提到一些创新能力、公平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我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讲公平，其实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现在包括很多学者都提到高考不公平，那我们要其他更公平的办法，现在就是有没有其他方案能够真正做到起点公平、结果公平，或者实质上的公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反思的问题，就是同样在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的文化传统下的韩国、日本和台湾，他们民众的创新能力怎么样？日本和台湾也都是考试第一，可是他们都出了若干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其是日本，前几年接二连三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怎么他们就有这么高的创新能力，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我们这一段的报告到此结束。下面休息10分钟，我们在3：50分的时候回来。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极盛教授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高考成功规律的探讨》，论心理素质在高考中的作用，大家欢迎！
[王极盛]：各位代表你们好！我报告的题目是《高考成功规律探讨，心理素质在高考中的作用，什么事情都有规律，高考也有规律，只要考生和家长掌握高考的规律就一定会成功。家长和考生违反高考的规律就要遭到挫折，研究高考规律不仅有利于高考改革，而且有利于推动素质教育的实现。我第一个谈高考考什么，1999年国家启动新的高考改革，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在考试内容方面改革是八个字，侧重考核素质，侧重考核能力。这几年我们侧重考核素质方面是对的，身体素质高考前进行体检，而且现在有的专业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是在高考考场外考的，在高考考场内也有考如果作弊就参加不了考试，如果一下晕过去了也考不了试。在高考考场上主要考的是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高考主要考几种基本能力，第一种是观察力，第二是记忆力，第三是思维能力，第四是实践能力，目前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目前的高考是一种相对比较科学，比较公正的一种考试方法，如果采取推荐的方法我觉得可能造成社会大乱，各种腐败现象都会运用而生。高考需要考核，在考核内容方面我建议今后应该重点考核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有一个很高的实践能力，需要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加试心理素质考试，就是各种人才不同，各个学校专业不同，可以加试各种心理素质的考核，根据需要进行。所以第一个方面问题，就是谈谈高考总的，99年高考改革以来侧重考核素质，侧重考核能力方向是基本对的，但还需要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加强。
[王极盛]：第二个问题，高考规律是什么，我1996年研究高考，从1999年国家启动高考改革以来，我连续8年每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状元进行研究，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研究，我总结几个字，实力加心态，考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水平是高考成功的基础，高考成功的硬件，考生心态调整好最为重要，我的实际研究证明超常发挥可以高出100分，现在的考生大部分来自家庭的压力，90.2%的考生怕考不好对不起父母，有的是越考越来劲，最后考到704分。而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考不出一模、二模水平，那就是心态不好，我亲自到一个学校，一个考生高考平时成绩670、680，高考考了370分，整整低了300分，后来他们学校老师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去亲自看卷子，明白了他主要是心态不好，所以心态起调节作用，而且我认为在高考成功规律中心态的作用更重要。
[王极盛]：第三个方面，调节好心态，高考成功了一半，我曾经对20个影响高考成功因素，在高考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证明考生考试前的心理状态在高考成功中占第一位，考生考前的心理状态在高考中占第二位，考生的学习方法占第三位，考生的学习实力占第四位。另外我也采访几百个高考状元，他们高考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基本上是两句话，一个实力强，一个心态好。所以我认为调节好心态是高考成功的一半。第四点，心理素质在高考中起什么作用？心理素质实际上贯彻在高考考试自始至终，心理素质包括哪些方面说法不一，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心理的实现系统，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像力，这是考试成功最基础的条件，然后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解决问题，最后完成试卷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心理的动力系统，包括理想、信念、动机、需要、信心、意志、个性等等，是保证高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有的考生考到一半坚持不下去就不考了，有的坚持到最后，考场中遇到困难要克服困难，所以要用自己的动力系统来支持。第三个系统就是调节系统，高考情绪紧张怎么调节自己，使自己有一个平衡的心态。有不少考生心理一乱就乱到底了，我调查过，有60.2%的考生不会调节心态，一紧张就紧张下去，甚至脑子一片空白，最后晕过去的都有。下面看看第五个问题，就是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心理素质在高考中的作用，在高考改革当中的科学性，加强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高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常重要的基础，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并不可怕，问题是要及时纠正，要学会自我调节心态。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一个问题。
[王极盛]：第二个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看法，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就是谈对1999年以后省级高考状元的看法，第一点看法，我认为高考状元是高考制度的产物，99年以后的高考状元是侧重考核的素质，侧重考核的能力，凡是有高考就有第一名，有第一名就有状元。第二点看法，高考状元是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素质高，在高考中取得最高分数的，仅仅如此，高考状元我普遍跟他们讨论，再考一次就不是高考状元了，但可以考得好。我的研究，绝大部分人没有在高三里面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很多人在高三这一年第一名都没有排过，但是高考一下成为全省第一。所以仅仅是在高考中分数最高的人。第三点看法，状元并不神秘，我过去也觉得高考状元很厉害，一下中了几十万人的第一名，其实他就是普通的学生，就是综合素质高，有人说状元怎么聪明，并不是如此，我研究很多高考状元，王老师，我们班里比我聪明的多得很，人各有志，人家在数学竞赛下工夫了，人家在玩电脑下工夫了，所以说高考状元并不很神秘，但是我也不同意有人说高考状元是书呆子，1999年以后的高考状元不是书呆子，不是高分低能，高分不可能低能，这是我自己亲自研究的感受。
[王极盛]：第四点看法，状元可遇不可求，我遇到很多案例，曾经一个考生成绩非常好，文科成绩非常好，每次都是第一，和第二名成绩拉很远，很多老师学生都认为他是高考状元，结果他压力太大，最后省级状元都没考上，高考发挥失常，甚至有的学校搞高考状元敢死队，拼命拼，所以说状元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五点看法，状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必然性是他素质高，他高考未必成状元，但他可以考得名列前茅，他素质好，考成绩也是机会，就像有的状元说是一种命运，是一种运气，因为高考的这个事情，分数相差无几的人往往很难说谁第一，第二，比如1999年全国高考北京市文汇中学理科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他们的，05年杭州二中的一个考生，他们成绩平时没有得过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人在高考的时候第二名，比他差一分，那个人是第一名了。第六条，状元的成功是本身的素质所决定的，但是状元也得益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外因，外因也很重要。毛泽东说内因是经济，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其实我的研究，高考状元的家长越是高考状元家长越不着急，基本上上了高中以后就没管过他，他信任孩子，越信任孩子，孩子心里就越轻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状元家长把个人教育看成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位，1999年全国高考大连市23中状元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平时跟对于我的教育很宽松，我分数没考好从来不责备，但是如果做人问题上出现一些问题肯定会责备。状元的学校教育也非常重要了，比如说北京市人民大学附中，他06年高考176名考上北大清华，复读班有30几个人考上北大清华，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指标也就600人左右，他一个学校占了200人左右，今年高考也考得很好，出了一个理科状元，而且600分以上的400多人，所以多少年我对这个学校进行调查，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搞素质教育，他的学生都是很用功的，一般三点多钟就放学了，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老师的敬业精神非常强，因为我经过一些调查研究，老师的敬业精神，学校抓得非常紧，搞得非常好，所以状元的成功和内因有关系，外因有条件。
[王极盛]：第七个看法，状元有自知之明，我认识很多状元都说，比我好的人很多，我只是一个机会，状元已成过去，在高校中应该重新起飞。第八个看法，状元的素质好，我觉得他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他们上大学主要是在北大、清华，在考试当中基本上处于第一梯队状态下，大多数人在这种强烈竞争中还是很前卫的，就因为他素质好。第九点看法，家长、考生、社会关注高考状元。第十点看法，媒体不宜炒作状元，状元和家长不宜参加高考状元经济，什么什么产品代理人之类的，这是我对1999年以来省级高考状元的十点基本认识，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张坤]：王教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谈到高考成功规律的看法，我作为一个家长深受启发，我孩子是小学二年级。下面就请我们的两位状元，现在要发言的是中青在线总经理刘学红，她77年的高考作文上了《人民日报》，被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她演讲的题目是《我和高考的故事》。
[刘学红]：2007年7月10日下午两点，当我把写着我名字、印着“100198”报名号的“北京市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征集室的工作人员收藏的时候，内心充满着一种幸福和感激之情。从这个时候起，这张30年前的小纸片开始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它成为了当代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真实见证。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印证这个说法的最好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当属30年前那次史无前例的高考。那是一次汇集年代最长，考生年龄差距最大、复习时间最短的一次创记录的高考。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无法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然而，因为有了那次高考，我的人生轨迹得以彻底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学里，学的是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从事着我从未梦想过的理想职业，工作中，施展着我从未发现过的才智和能力。倒回30年，我甚至不敢想象，我居然能成为一家全国著名大报网站的总经理！ 在30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没敢做大学梦。因为求学的阶梯到高中毕业之后便彻底中断了。同学中，除了极个别符合留城条件的可以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应征入伍当兵，其他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难逃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插队落户的命运。那时，虽然也知道有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当时我的家就住在大学校园内，但对我来讲，上大学似乎是一件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那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人生之梦。因为，能否上大学的权利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走的是“推荐”的路子。首先要群众推荐，然后是领导批准。群众推荐只是个幌子，领导批准才是真格的。领导依据什么标准来批准？只有天知道。我只记得，如果我们下乡知青想要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自己能做的是尽力往好了表现，当了先进，入了党，而且还要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按照当时的逻辑，谁的手上有老茧，谁跟领导的关系好，谁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个人的理想抱负和知识水平一钱不值。 我当时插队的时候也是充满激情的，为了向优秀的插队知青学习，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76年初，我和学校其他十一名高中毕业生一起，放弃在离北京较近的密云平原地区插队的机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山区去改天换地，幻想着能凭自己的热情、知识和能力，干出一番大事来。 然而一年后，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仅凭我们的热情，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点太天真了。在当时的农村，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只有一个标准——体力。体力强，挖的树坑多，挣的工分就多。知识、才华和能力只偶尔在办大队广播站和公社文艺汇演时得以展露，然而，这些都是业余的和义务的，与体现一个人价值回报的工分无关。由于我们插队处在上山下乡阶段的后期，两年后就具备招工回城的资格，所以，当地干部老百姓也没想正经重用你。在我们知青所在的大队林业队，稍微带点技术性的活，比如果树嫁接之类，队干部都不会让知青去干。问他为什么，他会说，这些技术活你们知青学了也没什么用，在农村干两年就回城了，还不如培养当地的年轻人干。 让人感觉心理不平衡的还不只是拼体力。1976年底，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破天荒得到了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名额。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好事是不会落在我们知青头上的。结果，被推荐的是一个经常跟我们知青在一起玩的大队会计的女儿。推荐上的专业是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这件事在我心理上引起的刺激是巨大的。中学时，我当过班里的物理科代表，对物理的兴趣非常浓，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只有一次考了个90分，结果在年级老师同学中引起很大震动，好像我考了个不及格似的。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这应该是我的梦中所想！然而，它却与我无关。 跟那个女孩相比，我们年龄相仿，阅历相当，论文化知识水平也绝不比她低，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能上大学，我就不能上？！然而，当时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这些问题。我的大学梦就是这个时候被真正激发出来的。 我记得，这个女孩上大学之后，我曾趁春节探亲之机专程坐了一趟332路公共汽车，不为别的，只为能在车上看一眼心仪中的北京大学。望着北大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 没想到，这个转变命运的机会竟然真的来了！1977年的10月21日，广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要符合报考条件都可以报名。当时的报考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不超过25周岁，未婚。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上大学不再是别人的恩赐，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机会。我们知青点的所有人都兴奋无比，并无一例外地全都报了名。紧张的复习开始了，白天我们照常上工，劳动的间歇和晚上的时间便全都用来看书。其实当时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只是把中学时的课本重新翻出来看而已。四场考试五个学科，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不可能做太系统的复习，我只能抓重点。语文基本没复习，政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就大致可以。最初本想考理科，报我喜欢的物理系。后来经过权衡，为了提高命中率，不得已弃理从文，因为理科的理化和文科的史地相比，我对史地的把握要更大一些。 眼看离考试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集体向生产队请假，回城做最后的冲刺。虽说是一场能够改变命运的考试，但当时社会上的气氛并不太紧张。回城以后，一些没想参加考试的同学伙伴还经常来找你聊天。为了让我的复习不受干扰，我母亲无奈地把我反锁在屋内，然而，即便这样，门外仍然时常响起敲门声。 那时，为了找到更多的复习资料，家长们各显神通，我母亲就通过她的同事给我找到了文革前几年高考的历史卷子，我也在同学家里把她父亲文革前的高中数学教材从箱底翻了出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从同学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新闻”这个专业，感觉当记者是一个非常符合我天性的理想职业，于是，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内，填上了北大新闻。我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水平考进这所我心目中的知识殿堂。 12月10日和11日，决定命运的考试来到了。从我们知青点到高岭公社中学的考点要走十几里山路。我们一大早就顶着寒风，翻山越岭往公社赶。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学生、老师、知青、干部、农村青年什么人都有。高考没什么特别，就像平时上学考试一样，一个教室坐四五十人，考生两个人一桌，一斜眼都能看到同桌的试卷。拿到考卷之后，我感觉考题比我原先想象得要简单的多，都是一些基础性和常识性的题。所以，越到后来越放松。最后一门是考语文，语文知识题占30分，作文占70分，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一看这个作文题，就更有信心了。因为在前一天的晚上，我已经像过电影似的，把到农村插队这一年多的生活全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写起，到1977年10月结束，记述了我在林业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开山造田，修建大型现代化果园的过程。历经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完整的一年。由于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平时又经过认真的总结，所以，考试的时候，只简单地捋了一下思路，便一气呵成。在大约一个半小时里，我居然一气写了将近2000字。全部课程考完后，我自信每门都能达到80分以上，数学还有可能得满分。心里开始期盼梦圆的那一天。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找了几本文革前有关大学生活的文学作品来看，开始憧憬未来的大学生活。其中有一本名叫《大学春秋》，写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故事。由于想上大学的愿望太强烈，有一天做梦梦到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心情那叫一个激动。然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冰冷简陋的知青宿舍里，才体味到什么叫黄粱美梦！ 1978年2月19日下午，我跟一个中学同学在街上闲逛，在商店门口碰到一个插队的同伴，她对我说，刘学红，你的作文见报了！我说，真的，见哪个报？她说，好像是人民日报。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弟弟早上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得知这个消息，我将信将疑，于是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找报纸。结果，当天的报纸还没到。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说不定是重名呢！ 晚上吃完饭在桌子旁边看书，忽然发现不常回家的父亲走到了我的身后，他把一份人民日报往我桌上一放：看看，是不是你写的？我看了标题和文章的第一句话，笑着说，是我写的。我的高考作文见报的消息在父母亲的单位和同学中不胫而走，大家都祝贺我考上了大学。我嘴上说，作文上报纸并不见得就真能拿到录取通知书，但心里却早已心花怒放：我知道，这篇见报作文已提前通知我：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是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果断决策，才有了这次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和发展进程的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全国一千多万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学子终于有机会通过公平的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改变人生命运。 3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的高考经历，回顾我的人生成长历程，我想，只有用“幸运”两个字才能概括——我幸运地赶上了第一年恢复高考制度；幸运地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同样幸运地以第一志愿分配到了自己向往的中国青年报社，从事我自己最喜爱的新闻媒体工作。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最应该感谢的是邓小平同志。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当年力主恢复高考，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的口号，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个人命运转变的“幸运”；如果没有邓小平后来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就没有我们国家这三十年来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令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考制度发展到今天，尽管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但有一点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那就是高考体现了面向所有青年学子的教育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身处何地，背景如何，只要你有知识，有才华，就可以通过高考实现个人梦想，改变人生轨迹。从这点来说。我感谢高考，尤其感谢30年前的那次高考。 谢谢大家！
[张坤]：谢谢刘总，生动地再现当年的一幕，刚才栩栩如生，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细节。下面还是有请今年的北京高考文科状元张玥同学来做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高考感言》。
[张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有幸能够列席这个会议，聆听了各位领导和专家对于高考历史和现状的探索，也听到了我的前辈刘阿姨的高考故事，我觉得在各位的真知灼见面前我真的还是一个小书生。在这里我向大家谈一下我个人经历高三和高考生活的一些感悟，相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希望能够与大家共享我的感悟。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作为一名应届文科高三毕业生，我感到高考对我个人的人生，对整个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高中学习的终点，但更是走上大学，走上成熟的路口，在备战高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不断进取，永远进步的精神。对于社会而言，高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许多贫困地区的家庭的青年提供了深造的机会，为不同高校选拔了各专业的生源，对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可以说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我个人而言，面对高考之后的不错的成绩，我不禁回想起三年的高中生活，想起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的辛苦与喜悦。高三的生活永远是那样紧张而纯粹，一切都是为了高考，为了那个闪耀的梦想，那个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们，他们为了我们的前途和梦想不遗余力的奉献着，通常我们交的作业第二天就会批改完毕，老师还会对有问题的同学进行单独辅导，考试时老师们更是加班加点批判我们的试卷。一些关于高考的记忆也是值得毕生珍藏的，高三的时候每当我们成绩有一些细微的波动老师都为我们着急，甚至我们心理状态的微笑起伏都会被他们看在眼里，在紧张得学习之余老师还关注着我们的成长。我记得一次课后老师没有像以前让大家做卷子，而是给我们看了一段他的学生，已经上大学的一个学生拍摄的录像，在这个录像里面有多彩的大学生活，有同学们的心语，看完录像老师对我们说，人除了考分之外还应该有梦想。
[张玥]：这句话对我和我的同学们振动非常大，我们觉得高三的生活虽然是紧张忙碌的，但是如果失去了梦想，那么这些努力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人生当中即使是获得了很多身外之物，如果没有梦想，也就没有向上的动力，没有生活的价值。这一席话深深触动了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高考的我常常觉得高考教会我们的绝不仅仅是那些知识，我们头一次开始思考人生的走向，生命的意义，理想的价值，事业的梦想，这些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的，可以说高考促进了我们的成熟。此外，在备战高考的过程中每一位同学都明白了团结的意义，当我们考试失利的时候同学们真诚的鼓励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