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规模经济重要性降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像上一次工业革命那样，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比如，从能源生产和利用角度来讲，不再由一个或者几家大的能源集团集中提供能源，能源都是分散的，每一个人既是能源的消费者又是能源的提供者。虽然有些产品仍然需要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还是主要竞争力所在，但是越来越多的柔性制造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个性化服务显得更加重要。多样化、灵活性，对于企业而言是新的发展方向。

　　第四，决策分散化。对我国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个性化、快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这必将导致决策是分散性的。

　　总的来说，这轮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出来。我认为，这种影响在未来的五年会逐步显现出来。现在讲革命已经产生了变化为时过早。但是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不能对这种革命性变化漠视，对政策研究部门来说，宁可把挑战评估得更足一些，应对才能更加主动，准备才能更充分，如果对这些战略长期变化视而不见日后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经济参考报》：既然您认为是挑战大于机遇，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冯飞：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已经遇到瓶颈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以前要素成本低的优势近些年削弱明显，跟发达国家的成本差距在明显缩小。美国研究机构认为，对比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性成本，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但是，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60%左右，说明中国的综合成本上升速度很快，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天然气和煤炭非常便宜，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 D P的9%，而中国占到18%，综合起来，一些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必然，如果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技术手段的叠加，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四方面影响，对中国来讲冲击还是很大的。当然中国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还具有一些综合性优势，低成本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结合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对市场的快速灵活反应，个性化需求，但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再加上多层次性，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

　　调整周期比较长，政府要适应这些趋势性的变化，企业也要捕捉发展和调整的机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低成本，加工组装有很强优势。但是，要把个性化服务及时转化为产品这就考验企业对市场的反映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否把市场需求在产品设计中及时体现出来，这是核心的东西。如果我国能把短板补齐，发挥超大规模国家多层次市场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危机转化为机遇。

　　第二，数字化制造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明显提高，必须具备驾驭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人才。现在出现了人才结构供给的扭曲，应该把如何提高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来考虑。人才战略除了要关注高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要着眼于培养高技能的技术人才。

　　第三，体制机制要变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

　　目前，依靠中国的综合国力，只要我们抓住在制造业当中比较好的基础，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完全可以住在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