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但是不回国的话，绝对没有今天的我”

　　荣誉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

　　记者：您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能找到很多高薪、舒适的工作，怎么还想到要回国呢？

　　陈章良：当时我们那一批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都开始在美国找工作，正好国内开始“863计划”，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回来。我是转基因领域比较早的一批研究者，当时国内跟我商量，希望我能回来。他们给了我一张机票，说：“你回国看看，喜欢就回来，不喜欢就算了。”我从复旦到北大，都去看了看，后来在北大留了下来。我是1987年1月回来的，当时26岁，回国后我被破格评上副教授，引起一阵冲击波，说北大的陈章良26岁当副教授，我30岁、40岁为什么不能评？就这样带动了一个年轻化的潮流。

　　记者：出去，回来，30年中您的身份多次转变。现在来看，怎么评价当时的选择？这段经历又如何影响到您后来的一次次选择？

　　陈章良：如果没有在美国这些年的留学生活，就没有我现在的事业。但没有回国的选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人生。是国家给予了我现在的一切。其实，在美国做得好的人非常多，不缺你这个人才。但我们的国家不一样，当时正好需要我的专业和知识，于是我就回国先“吃螃蟹”。可以说，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但是不回国的话，绝对没有现在的我。

　　记者：这其中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章良：回国前和回国后，有两件事情令我至今记忆深刻。

　　回国前，我写完了博士论文，我对论文非常满意，它发表在研究领域最好的杂志上，在论文的最后，我这样写道：“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句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越是在国外，越是感觉国家培养我们之不易，这也是促使我回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件事，是回国后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在颁奖礼上，我准备的感谢辞原本是英文的，但在上台前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突然发现了这点，他当即提醒，这么重大的荣誉，你是代表中国获得的，必须用中文来讲，大使馆可以为你提供同声翻译。于是我改成了中文发言，在感谢辞的结尾，我用中文说“谢谢”，台下很多外国人听懂了这个词语，立即开始鼓掌，当时我的心情，就像现在看到奥运会夺冠后升起五星红旗一样。能为国家挣得一点荣誉，我们感到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