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3）“顶层设计”。当问题逐渐明晰起来后，被把握到的问题本身便会以其自身的逻辑引导思考者去探索表达的总体结构，而其真正的指向是使研究对象的意义更深刻、更完善、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顶层设计往往是研究者经历了内容和形式相生相克的过程、最后达到其能力和学识所能保证的高度。比如研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鉴于众说纷纭的状况，首先需要有一种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来把依据现有理论难以统一起来的现象统一起来，使之呈现为一种延续时间更长而又能找到历史依据证明其存在的文学思潮。这个定义可以从先驱者的探索中得到启示，并加以发挥。比如可以认为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发生要归功于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但同时又要超越启蒙主义的思想自由的水平，达到情感解放的高度。以这样的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可以划分出它的萌芽阶段、成熟阶段、衰落阶段、转型阶段、发展阶段和消亡阶段。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探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中的具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又要经历一次顶层设计。比如，探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转型，就会涉及转型的背景、转型的过程、转型的机制、转型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这样的顶层设计，只能是遵循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展开，而又要把相关的思考与文学史自身统一起来，既是一个思维的逻辑自恰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求证的过程。如果逻辑与历史不相协调，就要修改现有的观点，或者去发掘新的材料，对历史材料进行新的解释。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往往是学术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条重要途径（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文学批评的课题还有“批评的方法”、“语言的表达”等内容。在选修课中探讨这些问题，目的不是要求非中文专业的学生真正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而是希望他们通过这样的过程，感受到怎样从常见的现象入手提出问题，从而来分析它，解决它，使他们经历一番思维形式的操练，从而有可能举一反三，去面对和解决他们以后工作和人生中会面临的挑战。

　　三、超越专业界限，贴近日常人生

　　向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讲解这些文学研究中的专题性成果，学生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有没有兴趣呢？有，而且我在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选择讲授的内容。太专业的内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缺乏兴趣，或者不容易接受，会影响教学的效果。我的体会是，选择的标准应该是在校大学生一般都比较关注甚至喜欢。要一般大学生都比较关注或者喜欢，那就只能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文化问题，或者是拥有广大读者、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前述五四文化传统，属于在校大学生都会关心的文化问题，因为五四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对于今天的大学生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的关系、确定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换言之，这一问题已经跨越了专业的界限，被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所共同关注。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而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命运的人，都不会漠视五四的意义，所以提出从什么立场来反思五四传统这样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他们会有吸引力。

　　前述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的关系，之所以对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也有吸引力，是因为沈从文在大学生中影响很大。许多学生，不分文理专业，都欣赏沈从文小说浪漫抒情的田园牧歌风格，欣赏他的小说对人性美、人情美、风俗美的如诗如画的描写，欣赏他小说语言的那种诗性意味。虽然这一论题中的道家艺术精神专业性很强，但道家的观念其实早就渗透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只要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他或多或少都会在其文化意识中带点道家的因素，一旦条件适宜，就会反映到意识层面，对其思想和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授课时只要把握住沈从文小说对一般大学生具有吸引力的审美方面，把握住他小说风格中的道家艺术精神在日常人生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在分析时想方设法地靠近这些学生的个人日常经验，借助通俗生动的语言把这些美的意味和思想的精粹传达给学生，要唤起他们的共鸣并非难事。学生，哪怕是理工科的学生，都是能够理解并有兴趣进一步思考的。通过这样的思考，他们可以把个人的审美实践和人生经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向非中文专业大学生开设文学类公选课，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的一项重要措施。不过这一举措如何落实得好，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使学生喜欢听，而且让学生听后受益，既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提高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课题。我的上述想法，仅是一得之见，而之所以在设计中侧重于依凭我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讲授，主要是考虑到这样讲起来比较生动，也更具体，学生容易受到感染和启发。

　　[本文为湖北省和武汉大学教研项目“文学类公选课体验式教学法研究及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上接第72页）由上述分析可见，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是一个错误，并由此而必然导致一场悲剧，但只要他们不坚执于己端而积极思考并努力实施相互融合之道，应当完全有可能获得爱情及婚姻的幸福。若推而广之，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完全有可能遭遇与自己不那么志趣相投的同伴，不理不睬抑或针锋相对很有可能两败俱伤；反之，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却能相反而相成，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于是，当爱玛遇上查理，可能因其相异而更富情趣，也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禺. 曹禺选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M]. 周克希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3] 王永慧，彭倍编. 中外文学作品选读[C]. 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7.

　　[4]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5] 叶启绩，林滨，程金生编. 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II[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 李健吾. 咀华与杂忆：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主义视域下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研究”（AHSK11- 12136）的成果]

（本文原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