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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立法凸显习近平法学思维”

　　姜明安说，党内法规的建设，体现了习近平重视法律，重视制度，调节党内关系，调节党内事务，以实现依法治党的战略目的。

　　在他看来，党内法规清理是第一步。十八后，中央集中清理党内法规。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年初，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

　　与此同时，第一部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出台，第一个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提出。

　　姜明安细数这些变化，认为十八大后党内法规建设呈现“特别注重党内法规系统化，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特点。

　　他借此预见5年后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更加健全；实践亟需的党内法规及时出台；配套党内法规更加完备；各项党内法规之间协调统一。

　　在各项法规中，对反腐败进行国家立法尤为引人关注。姜明安认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凸显了法学出身的习近平的法学思维。

　　姜明安说，十八大以来已有49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这是所谓的“治标”。但“四百多万党员，总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没有制度不能解决“不敢腐、不能腐”的问题。

　　法治放权

　　一次性修改20多部行政法规取消某些行政权力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经4次一揽子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3部，三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法律22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马怀德在《经济日报》撰文，感叹“法治引领保障简政放权”。

　　马怀德认为，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在大刀阔斧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时，坚持依法行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尤其是在7月底，一次性修改20多部行政法规取消某些行政权力，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足见国务院依法推进改革之决心。

　　一年多取消下放600余项审批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力推的大事。姜明安曾就此解释：“法治政府包括透明政府、有限政府和资源政府，简政放权就是建设有限政府的一部分，走上法治的轨道，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和控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8月底，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有关报告时透露，一年多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每一次取消下放，几乎都伴随着李克强类似的表态：“不得在法律法规之外设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审批事项”，“凡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和责任的事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设定”。

　　“建设法治政府尤为根本”

　　2013年3月，刚刚履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表示，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会后，新任总理李克强对记者表示，“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3天后，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场即明确政府依法履职的原则。“今天是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新一届政府开始全面履行职责，按宪法法律赋予的要求开展工作。”

　　李克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面建设法制政府，决策前要充分听取意见，决策过程中要科学论证，决策定下来就按规定来，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规则，如果规则不合理，可以逐步清理修改，但是超越规则的事情不能办，无规矩不成方圆。

　　25次国务院常务会24次提法律

　　“过去一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一年后，在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如此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的表述，“法治政府”更被放到首位，与此前提法不同。

　　细微的变化反映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根据媒体统计，今年前8个月的25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法律法规”和“简政放权”贯穿始终。相关新闻通稿中，“法律法规”被提及24次，其中大多数指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改革有据

　　时隔48年全国政协再设“双周协商座谈会”

　　今年2月，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习近平特别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中央深改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成立。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方案，涉及15个领域60项改革举措。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名誉院长应松年认为，法治中国与全面改革同时进行的关口，改革本身就是促进法治化的契机。

　　张德江阐述“于法有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法有据”具体阐释为“充分发挥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结合起来，及时地把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

　　在财税学者叶青看来，四审通过的预算法是改革于法有据的成功案例。“预算法为什么可以在8月底通过？因为前面做了很多改革的铺垫，导致这次预算法的修改比原来顺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