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西方舆论的若干论点

（四十三）苏联存在、苏共执政，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的对象。那些西方舆论摆弄了70多年的古老的论点，今天又成为对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当然解释。概括地说就是：政治独裁和消灭人的独立性与个性、经济一塌糊涂、人民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且要求资本主义。

（四十四）“政治独裁”，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异常强烈的概念。当着出现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局面的时候，往往形成政治独裁；区别在于谁对谁独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为着战胜国外帝国主义的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无论为着战胜国内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都不得不使用“政治独裁”的手段。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于苏共来说，这是向资产阶级学来的安身立命、看家护院的本领，这是弱者求生的法宝。

（四十五）关于苏共的所谓政治独裁，在西方报刊炒得最热的举例，是斯大林时代的肃反工作，即所谓“大清洗”。

那次肃反的背景和全面评价又当别论。作为一个历史公案，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西方和苏共内部某些人的鼓噪太不着边际。

在削弱和毁灭苏共的过程中，这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以后，1991年9月13日，苏联有两个组织即——“保卫列宁公众委员会”和“列宁与祖国”——在莫斯科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者指出：赫鲁晓夫上台后，曾经要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等统计1921-1953年迫害了多少人。根据当时的统计，33年间共清洗3777380人，其中处以极刑的64298人，平均起来比目前每年因社会犯罪而死亡的人数少。他们不敢公布这个数字。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共产党丧失了宣传阵地，从1987年起公开造谣说，1921-1938年17年间斯大林清洗2000万人，后来增加到4000万，最高改为6000万。[xiii]

影响很大的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称，斯大林时代“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者“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按照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的说法是，“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xiv]苏联国内也有相应的声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西方誉为“改革之父”的雅科夫列夫，曾经援引一个数字：三十年代后半期，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万-1700万，“我想这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xv]。此人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他还以这样身份的权威口吻回答记者，“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我倾向于2000万”。[xvi]这里排列着一堆“估计”、“我想”、“可以说”、“也许”、“我认为”、“我倾向于”，论者颇具夸大勇气却胸中无数。

以科学态度研究这个问题的竟然是一位中国学者。他主要根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按照那个时代的包括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不会提供缩小的数字——苏联和后来俄罗斯公布的官方数字，根据近年的解密材料，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所谓“大清洗”，实质上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发生在1937-1938年，指因为政治问题被判刑。所谓判刑，包括监禁、死刑、流放、驱逐出境。根据他的考证，此间被监禁在劳改营（苏联国家安全局管辖，中文译为“古拉格”）的人数为60-70万，被处决的人数为681692人，被流放和被驱逐处境人数为28411人。几项合计，1937年至1938年因政治问题被判刑的总人数为130-150万。这个数字是目前广为流行的数字的1/10至1/15。按照苏联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在所谓大清洗的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xvii]

我们等待着，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取得和掌握其他国家详尽数据、又取得和掌握最现代技术的西方首先是美国，什么时候能够为人类提供下述一些方面的可靠数字：比如从1640年算起，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母国和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采取屠杀、抢劫、偷窃、战争、封锁、禁运、制裁、超经济剥削、不平等贸易、制造灾荒与贫困等等手段，总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比如在美国国内，仅仅为了取得和控制今天那片国土、积累今天垄断资产阶级的那些财富，总共造成了多少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和本国普通劳动者的死亡；比如在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西方国家的侵略，包括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本侵华战争和美国出钱出武器支持蒋介石集团挑起的国内战争，包括战争形式之外的其他形式，总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这样的数字，对于人类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和寻找新的出路，实在大有帮助。但愿像上面说到的中国学者一样，不要夸大也要不缩小。

西方国家有庞大的研究力量和现代化装备，提供这些方面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数字，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一旦把这些数字摆在人类面前，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关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杀人比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的看来义愤填膺的控诉，就更会显出自己的那点斤两。

（四十六）有一个现成的可以证明苏共政治独裁的最无可辩驳的例子，不知道西方主流舆论何以忘却。这个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

此人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既以“民主”的名义支持、放纵党内外否定党的历史、肢解党的力量甚至否定国家历史、肢解国家的力量，又窒息、压抑党和人民中不赞同他的主张的力量，特别是擅自做出解散党的荒唐决定。西方反共专家把独裁专制宣传为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别名。但是他们恰恰在清算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的时候，一字不提这个共产党历史上独裁专制到极端的最新而且最无可辩驳的实例。

（四十七）共产党消灭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吗？

在艺术创造的领域，虚伪、矫饰、装模作样最无存身之地。

当人民为着自己也为着祖国战斗和劳动的时候，同样是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时候。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灌注着深沉的历史思考和现实创造力、显示出独特民族文化根基的丰富多彩的苏联艺术，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灿烂篇章。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和法捷耶夫，乌兰诺娃和列宾，《神圣的战争》和《喀秋莎》，属于苏联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歌曲是人民的灵魂。全世界都知道，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是共产党人。他提出用苏联国歌曲调作俄罗斯国歌的曲调。这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

性、爱和婚姻，大约可以算是最能够体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领域。即使在这样的领域，社会主义的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执政党，如果连自己人民的爱的权利、自己女性的起码尊严都不能保障，那也实在可悲到极点了。

在美国，每年有200万-400万女性遭到丈夫、未婚夫或情人的暴力侵犯，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现象同艾滋病一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的数据表明，每天有167名妇女遭到强奸，每20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曾经遭到强奸，贫困家庭16-19岁女性遭到强奸的比率最高。法国2002年9月公布一项调查《法国人：引诱，性与金钱》，说96%接受调查的法国人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欧洲议会一份报告说，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欧洲妇女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xviii]

法国出版的《欧洲时报》发表《东欧少女“人间蒸发”，暗访欧洲性奴魔窟》，说每年大约有20万妇女被从东欧卖到西欧乃至美国。她们不断被强奸、毒打直到驯服为奴，被玩残之后，再被层层转卖到欧洲各地。某一个停车场的妓女，恰恰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xix]俄罗斯最近十年来有7.5万女性出嫁到美国，平均年龄19.5岁，“希望通过与外国人结婚获得幸福”，但是离婚率达到90%-100%。她们有的失去孩子、失去生命，有的被卖为奴或者被迫卖淫。[xx]同一个主题，还可以列出几个标题：《独联体女子：国外性奴辛酸泪》、《东欧性奴隶在呻吟》；《科索沃性奴遍地，变态者蜂拥而至》；《国际贩卖儿童及年轻妇女的现象在欧洲呈上升趋势，很多受害者被迫卖淫》；《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被贩卖到西欧国家沦为性奴隶》；《年轻妇女不断被诱骗到韩国并几乎像奴隶一样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俄罗斯妓女征战东南亚》。[xxi]

关于资本主义和已经由于处于蜕变过程而走下坡路的社会主义，关于独立性和个性，关于性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关于爱、婚姻和家庭，这里告诉我们的已经足够了。

（四十八）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支柱，把个人私欲作为世界的脐眼，把裤裆作为宇宙，把地球自然资源和月球、人们的灵魂和精神、爱情和尊严、祖宗的遗产和孩子们的未来统统变成商品，实在不足与谈独立性和个性。今天西方遍布全球的广告、媒体、教育网络、霸权话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生活方式和选择权利。看好莱坞大片、听美国流行音乐、吃麦当劳、穿牛仔裤、照搬美国教科书、按照美国当局需要的基调重写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解释当前的世界事件，正在淹没各民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和文化独特性。

现在的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企图消灭或者已经在消灭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恰恰相反。我们先不算几百年的老帐。这几年来，西方首先是美国，在解体苏联、演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和人均寿命大为降低，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新式武器试验场、工业垃圾与核废料倾倒处，在那里杀人放火、制造污染、破坏环境。所有这些，岂但是对人的个性，简直是对人的生命和生存条件的严重伤害。对人的生命的伤害，正在延伸到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层面。时髦全球的美国生活方式被作为人类文明丰富性的唯一样板和最高体现，到处被膜拜有加。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正在用它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塑造人性的单一的、凝固的模式：在西方全球化的浪潮中把全球彻底改革为它发财致富的条件，使各国、各民族人民全部地、永久地成为它的奴隶。美国满口民主和自由，但是在他们那里只有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和自由。

一个动辄就手持导弹“先发制人”的国家，一个靠招募百万间谍和准间谍来运转、用刺刀警棍直升机和机场车站路边墙角到处装监视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社会，一种制造出世界最多监狱和最多犯人的政府，是没有资格谈论民主，也没有资格谈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

（四十九）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是由于人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由于“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xxii]吗？

苏联计划经济被西方称为“斯大林模式”。这种计划经济越到后来，越加暴露出同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巨大发展在某些方面不相适应的弊病。但是基本事实是，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俄罗斯和其他十几个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苏联时代取得了它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支撑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造就了苏联仅次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对于这样一种建树了历史功勋、对于一个大国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经济体制，加一个罪名、骂一通娘，即告得胜凯旋，轻率到不进行起码的具体分析，算不上严肃的科学态度。

我们不打算引述冗长的经济数字，而是打算引述几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的、具有国际声望的美国学者对于苏联经济而且恰恰是对于已经走上自己历史的下坡路的苏联经济及其体制的评价。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1982年访问莫斯科之后说：“美国有些人认为苏联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崩溃的边缘，只要用力推一下就把它翻到悬崖下面去了”，这些人“只是在自欺欺人”。他把这些美国人和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的苏联人相比，说双方都有一些“痴心妄想者”，“总是看到别人的社会比他们自己的更脆弱。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有经济麻烦，只是双方都还没有倒在缆索上而已”。

1984年，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做出相似的估计：“俄罗斯体制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与西方工业经济大不相同的是，这种体制充分地利用了它的人力。”

苏联问题专家休厄林·比亚勒1982年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现在的苏联在下一个十年将不会在一场真正的体制危机中苦苦挣扎，因为它以自己拥有强大的、未经使用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潜力而感到自豪，这种潜力足以使苏联忍受最大的困难。”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1981年）中说得还要激烈：“如果认为大多数东欧人生活在悲惨之中，那么它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也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教科书《经济问题》中声称：“指令性经济能够显著地增强和促进经济的增长过程吗？苏联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这是可以的。1920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只占较小的份额。今天，它的经济成就却可以同美国相媲美。”

这些引文转引自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曾经有幸作为专家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秘密战略的人物的一本带有自供状性质的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xxiii]。无须怀疑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对立场。同样无须怀疑的是，他不会搬出权威性的学者来反对自己，那几位学者也的确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材料证明对社会主义苏联有特别的好感。

经济体制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苏联后期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再严重，也远远不足以导致国家解体。相反，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各国，倒是没有共产党执政也没有计划经济了，结果一个个经济凋敝、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建设项目。然而这些国家还那么经得起折腾，尚能在艰难中维持。秘密何在呢？秘密就在于，苏联时代的家底还在保证着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免费或者低价的住房、医疗、学校，比如城市居民在郊区分得的小片土地。在莫斯科，经常有人开着苏联时代的小轿车，到集市出售自产的土豆和卷心菜。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正是活脱脱的一幅靠旧家底混新日子的历史风俗画。苏联解体后仿佛从地下冒出一批富可敌国的大款。他们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新掠夺的剩余价值，其最大部分来自通过私有化改革侵吞国家、集体的巨额财产。如果没有苏联时代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巨大的积累，大款们也只好空有一番如此这般的雄心大志罢了。这也该算是此前经济成就的一种反证。

（五十）在现实政策中，苏共后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从自己的政治词典中一笔勾销了。

苏联人民从列宁、斯大林了解共产党、了解社会主义，认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就是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就是人民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平等地享有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和自己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医疗权等等。共产党会有错误，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不会尽善尽美，人民总是有不满意的方面和不满意的时候。人民宽容地对待这一切，相信错误会得到纠正，未来是美好的。

有一个新近的例子。

2002年9月，法国公布一项国家财产私营化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69%的人反对、26%的人赞成邮局私营化，69%的人反对、27%的人赞成电力公司私营化，64%的人反对、30%的人赞成煤气公司私营化，66%的人反对、29%的人赞成铁路私营化，53%、52%、51%的人反对、41%的人分别赞成电话电信、航空公司、电视公司私营化。[xxiv]——法国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调查也完全看不出共产党的作用，何况出自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不像全民公决那样本来应该具有法律意义。但是事关全民，就没有理由离开全民，由少数人决策。就其形式而言，这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尤其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事情。

人们知道，苏联人民奋斗几十年争得的全民就业、免费就学和医疗的权利，正在随着国家的解体逐渐地被埋葬。但是苏联私有化改革起步于苏共执政的最后日子里。到后来的叶利钦时代，这种私有化改革就被它的执行者毫不隐讳地称为“出卖苏维埃帝国”[xxv]。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令，1990年出现了一个“500天计划”，规定在500天里使70%的工业企业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已经成为官方政策。

苏联工业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属于苏联全体人民。这是用天文数字都难以表述的巨额财产。在一个至少还自称社会主义、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党和政府的领导集团完全没有权利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即在不经过全体人民授权和认可的情况下，把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全体人民占有的财产，改革为少数私人所有。那是人类史上公开掠夺人民的一场空前浩劫。西方把这场改革称为“民主化改革”。其实这里一点民主的影子也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流行术语，这是一种最严重的代理人侵权行为。

苏联解体前夕，曾就是否保留苏联进行全民公决。2002年6月，古巴就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样的题目，是值得全民公决的。两次公决，结果都是肯定的。但是在苏联，这种结果却首先被几个握有重权的共产党头头所践踏。

社会主义的胜利，曾经使这些人在羽翼未丰的时候总是满口革命高调，以标榜拥护党、坚持社会主义进入高位。他们需要人民的麻木、迟钝、思想混乱。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赖、人民的宽容，被党的新一代领导集团——自称列宁继承者的人们、本来应该是“龙种”实际上却是“跳蚤”的人们——所利用，并且遭到嘲弄和亵渎。人民终于逐渐发现，他们的本来总是为党所关注、被党的决策所吸收的声音，他们的本来总是得到党的真诚支持和积极引导的创造性劳动，现在遭到冷落、轻蔑、排斥、压抑。党的会议、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主流媒体的声音，离开人民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在为剥夺人民的社会上层带来利益。人民提出自己意见的正常渠道被堵塞。当他们终于愤怒到试图用自己的力量、用某种不那么温良恭顺的方式纠正党的为他们所痛心疾首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就被合乎逻辑地认为是妨碍当局统治稳定的力量，而成为专政对象，不得不面对警棍、刺刀和监狱了。

（五十一）这就在苏联后期阴差阳错地形成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

一方面，人民包括党内中下层的多数仿佛在反对共产党。

现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实质却正在变化。人民对实际政策不满，人民在受到损害，然而一时还无法辨别，这是在党和社会主义范围内为着前进的倒退抑或为着整体的局部牺牲呢，还是彻底的背叛。

事实终究使人民明白，他们把对于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拥戴奉献给新一代领导集团，来自一种误解。今天所谓共产党、所谓社会主义，只剩一张广告牌。统治者不过在利用人民对过去党的功业的怀念、对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崇敬，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历史发展到这样的时候，人民的愤怒就不可遏止了。

苏联解体前夕、解体以后经常发生的群众性的罢工、游行、集会，反复出现这样一些政治口号：“十月革命是我们的节日！”“捍卫十月革命思想！”“警惕啊，资产阶级没有死，它又醒来了！”“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列宁，我们对列宁仍然忠诚！”“戈尔巴乔夫的党完蛋了，而列宁的党还在！”“列宁的名字和事业永存！”“我们爱戴斯大林！”等等。[xxvi]这些口号中显示出的，是人民的历史评价、人民的意志。人民所反对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而不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真共产党、真社会主义。

问题不在于人民中间的确存在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口号，而在于人民已经在区分“列宁的党”和“戈尔巴乔夫的党”。这种区分有着重大的意义。拥护、热爱、重新呼唤“列宁的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另一方面，新一代党的领导集团、作为它的社会基础的新兴资产阶级——大约只有10万人，有着强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能量，并且得到西方当局的支持和呼应——一个时期里却仿佛在维护共产党。

他们维护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党”。

苏共的衰败竟然达到这样一种极度可悲的程度，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党已经无力回到自我拯救的正确路线，使人民呼唤的“列宁的党”成为一种历史的怀念。人民怨恨和抛弃的“戈尔巴乔夫的党”，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人民的这种政治情绪形成一种历史力量，而党的新一代领导集团也已经感觉到“党”对他们来说不再具有意义的时候，党的末日就来临了。

不是人民而是党的领导集团，把“列宁的党”变成“戈尔巴乔夫的党”，尔后又宣布解散这个党。不是人民而是党的领导集团，最终埋葬了党。

（五十二）于是问题归结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失败和陈旧过时的最新例证吗？

失去执政地位前夕的苏共，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共产党。

这时苏共的理论，实质上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时苏共的路线和政策，实质上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

在这里议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或者陈旧过时，要么文不对题，要么是在偷换概念。

（五十三）围绕苏共、苏联兴亡的论战由其生而生，却不会由其死而死。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看来，还将继续论战下去。也许，要到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乃至整个进步人类同国际垄断资本斗争的下一个回合胜负分晓的时候，才可以有一种阶段性的、为多数人认可的意见。即使那个时候，也仍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场论战本身属于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不同阶级人们的爱和恨，如此深刻地渗透着不同阶级人们的现实利益和未来选择。这场论战不是谁制造出来的，也不是谁能够阻断或是掩饰起来。然而无论如何，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将从这场论战中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是非，取得创造新世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