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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

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希特勒的数百万虎狼之师也自叹不如。当年德国纳粹大军长驱直入前苏联，众多的工厂企业来不及转移遭到破坏，曾令前苏联经济经历了一年半的下滑，但是，如今美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猛烈攻势，已令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了近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工业、国防和科学事业衰败不堪，社会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二次大战。

 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以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横扫全球，无论在拉美、前苏联东欧或亚洲，均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以隐蔽的、巧妙的方式，运用了市场经济规律作为破坏力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曾频繁地导致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地进步，却始终掠夺、危机和战争灾难连绵不断。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权威机构，七十年代末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竭力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殊不知其真实目的实在居心叵测，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曾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

凡是深入研究或了解内情的人们，都会感叹美、英的国际谋士城府之深。美英倡导的这套规范化经济政策药方中，有意识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特别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项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合理的力度实施恰当的时间，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将这些经济政策以错误的方式组合起来，有意识在错误的条件下以错误的剂量实施，就成了无比厉害的烈性毒药，仿佛是强迫体寒虚弱的病人吃泻药，还仿佛是蜂蜜和大葱都有营养，搀在一起却成了毒药一样。倘若说核弹的破坏性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副经济烈性毒药足以毁坏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

许多善良的中国经济学家，曾认为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药方，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的确，这套经济政策组合并非随意堆砌而成，堪称“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但是，不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而恰恰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够有效遏制彼此的正面效应，而且相互激荡放大彼此的负面效应，促使受害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很难将其产生的巨大破坏效果，归咎于某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人们一时难以发现隐藏的因果关系，西方媒体有意制造迷惑人的社会舆论，致使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受骗上当。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美英锻造的经济战暗器，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但是，随着世界各国接连不断惨遭厄运，人们开始怀疑各国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究竟是自身体质虚弱生病造成的，还根本就是由于医生开错药方造成的，不然的话，为何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命运不济？为何医生总是用一种药方治疗所有病人？而且几乎所有病人服药后都病情加重，甚至所呈现的病症也都如此相似呢？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落入了外债陷阱之后，率先吞服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结果经济陷入了十年的“停滞”，九十年代虽然恢复了一定增长，但是，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剧变之后，也纷纷吞服了同一剂改革药方，大多数国家遭到更加悲惨的厄运，无论是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瓦解带来的灾难，都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九十年代，亚洲国家被胁迫推行金融自由化，泡沫崩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被迫吞下的还是同一剂药方，结果从生气勃勃的“小龙小虎”，顿时变成了瘫痪的“小虫小猫”。

特别令人怀疑的是，无论是拉美、前苏东或亚洲国家，尽管彼此之间远隔万里，具体国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服用了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之后，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帐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失业人数激增社会急剧动荡。难怪就连许多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推荐的权威专家，面对二十年上演的一幕幕经济悲剧，再也无法淹没自己良心保持沉默，纷纷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的作法，以及所推荐的规范化改革方案，公开指责其为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泥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托宾还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蓄意歪曲危机的原因，将其归罪于亚洲国家的政府干预政策，他指出“在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年度报告赞扬‘韩国的宏观表现继续给人好印象’，‘泰国经济表现出色，宏观经济一贯健全’，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却又将韩国困境归罪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体制，而韩国三十年来从贫困状态上升到富裕地位，正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体制的功劳”。［３］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规范化改革药方施用得太久了，其破坏性如此明显实在无法掩盖了，再也难以用种种借口和“改革阵痛”来搪塞了。［４］

种种令人可疑的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转轨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以免重蹈复辙。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我们应深入剖析其破坏原理和机制，对于正确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防范美国利用类似的办法袭击我国，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这一套改革药方，其基本原则来源于“华盛顿共识”，但是，还包含转轨国家所特有的改革内容，特别取消政府计划调节和私有化方面，其规模和力度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套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如“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完全取消政府的干预和计划调节，解散政府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彻底实现了“政企分开”；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明晰产权界定提高经营效率；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严格限制对原来的国营企业发放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取消政府管制开放外贸与外商投资，等等。下面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恶果，以及造成这种恶果的具体原理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