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关于中国入世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安全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必须从全球化、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去认识。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产生的历史现象，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区域、民族向全球的扩展，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并非四海升平、莺歌燕舞，而是充满斗争甚至战争。

　　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但资本人格化的主体又总是属于一定的民族、国家。人权、主权作为历史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其载体；人权与主权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的辨证统一。人权对于资产者来说，其最主要、最本质的内容是资本的扩张权。旧中国的国家主权总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的生存权总是屈服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的扩张权总是置我们国家主权于奴仆的地位，蒋介石集团如此，外国列强如此。在旧中国，国际资本与我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是“心心相印” 的。
资本的扩张有两个空间：地理空间和制度空间，如殖民体系、边缘化、福利国家等，这两个空间是互相支撑的，也是有限度的。中华民族曾作为历史的“客体”，任人宰割，充当了资本扩张的空间，被动地参与了全球化。

　　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今日之中华民族以历史的“主体”参与全球化的表现，因此才有消化184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问题，才自觉意识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问题的存在。社会主义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独立自主原则是自身一切安全的最重要保证。

　　2、关于入世界的经济安全问题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都有了增长，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其支柱产业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依靠进口，新技术和生产效率差距愈益扩大。其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组装商品，跨国公司在当地制造环境污染的商品，石油等自然资源商品。这种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依附式的经济增长，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南北经济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控制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并没有保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必然能够得到利大于弊的结果，WTO协定对发达国家最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有所照顾，但是不足于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

　　在19世纪，德国和美国一面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一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象英国一样，奉行双重标准，在高吹贸易自由化和世界市场（贸易自由主义）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保护国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21世纪初，WTO是法人机构，且实行多数决定原则，我们甚至不能象20世纪50或60年代加入GATT的国家那样， 可以灵活地运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效地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资本、技术具有巨大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与之竞争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我们面临的历史条件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支柱产业、大企业控制在国家手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

　　同时，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裂，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导致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还导致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关税，从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倒闭、转移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结果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贸易自由化引起竞争加急，价格下降，工资成本压缩，大量企业倒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亟待探讨的严峻问题。

　　3、关于文化安全问题

　　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分析。外因即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图谋。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在变，但这一图谋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这一图谋的实施者的基本态度，却从来未变，只不过变得更隐蔽、更“文明”，有人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其目的就是传播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文化渗透，培养年轻人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崇拜，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利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作为实施“经济援助”“市场准入”的条件。

　　随着开放和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从总体上说，这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但是，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挑战，如果与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建立单极世界的政治阴谋相结合，则对我们的文化构成严重的威胁。

　　一方面，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有可能形成中国对西方在文化领域的依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集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解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文化，就是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意识形态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以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西方真正“不战而胜”。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那么整个社会就必然沿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分裂为在基本价值追求上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使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出现一种离心现象。

　　从内因来看，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淡化意识形态”不是被欺骗，就是自我麻醉，其实，一个国家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该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淡化过意识形态，“9·11”事件后表现得非常清楚。

　　摘自《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