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寿的长女。她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女士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六年。

　　1949年上半年，爸爸在同伯父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伯父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

　　■第二套卡叽布的衣裤就遭到了批评

　　■跳舞时，伯父只和我跳了一小会儿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

　　有一回，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卡叽布小西套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卡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

　　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当不当教师，伯父没有多说

　　■被造反派批斗、关押时，我也没说出是总理的侄女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梦想。

　　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我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不论在哪里，我依靠的应是组织，没必要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儿，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和留苏学生的三次缘分

　　■最终嫁给了沈钧儒的孙子

　　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也来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各自扬镳。

　　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一听介绍，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藉此大快朵颐。但又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伯母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真的，有缘无分，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伯父伯母的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地，我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四国语言，家庭背景好。

　　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

　　■我在伯父门上的“大字报”补了两句

　　■最后一次见面，可惜没留下照片

　　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伯父的脸变得很瘦削，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我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

　　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五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八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伯父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恐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通过电话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的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恒。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四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