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三）

　　在进行自己国家的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去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在这方面，同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相对立的，也有两种盲目性。

　　一种是对中国和东亚各国所固有的传统文化，怀抱着虚无主义的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很自然地容易同前面所讲的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态相通，相联结。以中国为例，远的不说，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势头甚猛。例如，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距，在于文明的性质；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从根本上逊色于西方的蓝色文明。近年来，这一倾向主要的切入面，首先在大众文化，加上大众传媒与网络的发达，容易造成西方强势文化乘虚而入，并以燎原之势迅猛流播。西方大众文化的快节奏、多姿彩固然适应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的要求，但在这快节奏、多姿彩的形式的后面，却是西方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负面的文化杂质。如果任这种倾向发展下去，东亚诸国则可能再次沦为西方的文化附庸、文化殖民地。

　　另一种盲目性，是对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过分揄扬。甚至以这种过分的揄扬为武器，去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

　　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开始，上述这种过分揄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形就存在着。一位极受尊敬的中国文化先贤，就曾大声疾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洋人“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 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得到阐述。当着汤因比、罗素等大师乃至若干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发表了过分赞美中国文化的言论时，上述倾向就更加张扬。

　　中国和东亚诸国的传统文化，果真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下与西方文化风水转换，轮流坐庄，统冠全球么？

　　不能！

　　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或揉合了佛家、道家与其他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是一个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不断自我补充、完善的、不断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而调整变化着的庞大的文化体系。远不不论，自“秦皇扫六合”以降，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曾经成功地、或者比较成功地作为精神支柱，支撑了从两汉到大清帝国的历代王朝。

　　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以儒学或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早已一败再败于近代西方。

　　今天，将儒家革新化和体系化，是中外一些学人的努力目标。这种努力，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21世纪中国要构建的伟大复兴的民族文化，却绝非是简单的儒家文化的复兴、或儒家文化的体系化变革。产生、发展并繁荣于农耕文明土壤和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自身完善化的多次变革。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这类变革使得它能够长期、稳定地属于古代中国的主流、垄断地位。然而这一庞大文化体系，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产业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却无力对自身进行再一次适应性变革，终于在西方文明的打击下遭到了体系性、结构性的破产。今天，面对着在产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儒家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体系，在时代上已经落后两个阶次了。

　　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是一种有别于简单的儒家复兴的、全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包容、大度、高远为特征。它的内容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传统的儒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破产百年。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将它重新捡起、重新包装、重新体系化。相反，对于其中大量的负面的恶质文化，那些早已伴随着中国晚期古代社会的腐朽而腐朽的文化内涵，“五四”先辈早已控诉、批判过的，我们今天更应痛加扬弃！要特别警惕这类落伍和保守的东西乔装打扮，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那将是饮鸩止渴，危害性极大。只有在体系破碎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内容，如大家所熟知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精心细心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中国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之中。

　　第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同样已不堪作为我们的楷模，不能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期待的那样，“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 。”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体系中自来同样有着其负面与恶质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始终要予以拒绝的。同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体系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强势态势出现。这是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强势，是一种深入骨髓、积淀在基因里的强势。特别是发展到今天，以美国当权集团为代表的文化强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明目张胆、毫无伪装。例如，西方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公开主张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 ；依照这种理论，布什政府明确认定美国价值观乃是普世全球的。试问：难道我们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所要建设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霸道的文化体系么？难道中国再次崛起以后，也要象今天的美国一样，顶着自我标榜的文化桂冠，对其它文化抱着高高在上、渺视一切的蛮霸态度，强行直至用武力输出中国的理念与价值体系么？显然，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系，我们理当断然拒绝。我们要汲纳的，同样也是西方文化中的若干优质部件与内涵，精心、细致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我们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中。

　　第三，对于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大体而言，这些文化从体系上讲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要汲纳的，也重在其优质部件与内涵。

　　我深信，21世纪的中国人将以科学的指导思想来检阅本土的，西方的和世界其他的文化，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起自己的新的中国式的文化体系。在文艺方面，维柯早给我们指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意境：“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它们丑，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俗，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

　　我们主张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决不发出弱者无助的呻吟；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优质方面，应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交融。这才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东亚诸国在21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