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警告北京的旧城出现了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尽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还有绍兴。他说绍兴是越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

　　这段文字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感慨不已，“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绍兴人，读到这里，我不禁酸鼻”。

　　还有济南，还有福州，还有桂林，还有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愁慵满腹”。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在各类场合他禁不住频频发问：

　　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

　　最终归结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沉重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尽管困扰缠身，头绪复杂，但吴良镛不言放弃，他放眼未来，只要条件允许，就不断地发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入情入理。

　　面对市长，他搬出老话“自古太守多诗人”，希望市长们“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历史家的渊博、革命家的情操”。

　　面对同行，他叮咛大家要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共同合作，协调关系，还必须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要敢于“献言”和“荐言”，要管“闲事”，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要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业主。

　　面对社会，他期待人们应该明白，“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只有每个人都投身参与，才能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

　　他的声音，他的努力，很多人听到也看到，并且心有戚戚焉。

　　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说过：“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韦湘民生前期望自己是个魔术师，从天花板上落下8万只气球，以这样的场景来表达对吴良镛的尊敬。

　　践履笃实攀高峰

　　钱学森给他写信说：“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为了能实现困境中的突围，吴良镛在理论与实践上双向“开弓”。

　　他积极参与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达到了他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与诗意无关：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面对这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有机更新”的原则得以确立。在他看来，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不适宜者。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由于理念到位，行动有力，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当时媒体关于菊儿胡同危房改造的报道，引发了钱学森的思考。1990年7月31日，他致信吴良镛，提出设想：“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国际建筑界也投来赞许的目光：1992年亚洲建筑师协会颁发“优秀设计金质奖章”，1993年联合国授予“世界人居奖”……

　　吴良镛在规划设计上不遗余力，在理论构建上也是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