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无疑是巨大并难以想象的。当时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能力做出空心叶片，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是见都没见过。但见过美国样品的荣科认准了这条路，他的脑子里也早已有了承担这一重任的人选——师昌绪。

　　“我们都是学材料的，他了解我们的工作，认为我能做。”冬日的暖阳映射到他的身上，格外地温暖。师昌绪不经意地望了望窗外，思绪又飘向远方，“荣科拿着根据回忆画出的草图问我，‘美国有了，你敢接吗？’”

　　“美国人能拿出来，我们就能拿出来。”没有过多的迟疑和考虑，师昌绪当即做出了郑重地承诺。

　　“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师昌绪坦然地笑了，“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无法形容的巨大压力下，他立即开始组织上百人的研究团队展开了试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一次次的试验，不时地陷入僵局，各种可能的办法和材料每时每刻都在师昌绪的脑海里“交战”。

　　苦心人，天不负。师昌绪带领课题组很快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并通过了试车。从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

　　“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第一要义，我活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

　　在师昌绪的心中，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在美国时他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

　　“尽管时代背景变了，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不会改变，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这是师昌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随着他的讲述，一幅跌宕起伏、精彩斑斓的人生画卷在记者眼前徐徐展开，一位老人心系材料、情牵祖国的赤子情怀次第彰显。

　　1948年8月，师昌绪来到美国学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师昌绪就曾参与美国空军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并取得了比较出色的成果。

　　但就在师昌绪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时，1951年，美国政府下令，所有来自“红色中国”的理工科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还没收了他们的护照。

　　师昌绪到处收集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并找同学商量回国的事。波士顿玛布瑞街457号——师昌绪住处成为中国留学生联络的“聚点”。

　　他还把大家写的信印出来到处散发，“一封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封写给联合国。控诉美国无理禁止我们回国的行为。”

　　50多年后，师昌绪谈起那段斗争仍然十分感慨，他甚至形容当时争取回国“犹如一场战争”。

　　他的导师柯恩也热情挽留，师昌绪如此回答：“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回去！”

　　没有经历过劫难的磨砺，不会懂得强国的期盼；没有他乡思归的漂泊，不会理解返回祖国的渴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救国强国，这个愿望其实已经在师昌绪的心里埋藏了太久太久。

　　师昌绪1920年出生于河北徐水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但他平静的生活随着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而改变，17岁的师昌绪和全家一起逃离了家乡。

　　逃难的路上天天都要面对生死离别的场面。师昌绪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同行的人时常唱起《松花江上》，心中不免痛楚。

　　“当时就觉得中国被日本人欺负得不得了。”师昌绪说，终于等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们又怎能不急迫地返回自己的祖国。

　　1955年6月，35岁的师昌绪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记者问：“您回国之后，发现当时的条件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会不会有些失落？”

　　师昌绪如是说：“在美国时我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