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东南沿海又一个做代加工的中等规模的厂子关门了。老板——其实已经是第二代老板，“80后”小林给笔者算了这样一笔粗略的账：去年一年，外汇原因导致成本上涨8％；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导致成本增加5％；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10％；而今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又导致成本增加8％……“算了，”小林叹口气，并不是很惋惜，这活儿也累，他还是买个地段不错的商铺租出去，自己也不用像爸爸老林那么辛苦。

　　虽然不像金融危机爆发时，东莞的玩具厂倒闭引发的震惊与热闹，这个小厂只是黯然关闭，但这更能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由下到上被动爆发，也开始自上而下主动推动。而接下来，正好是“十二五”期间，这种爆发的深度和广度还将继续扩大，这个时候，需要政策的力度。

　　“‘十二五’期间，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告诉笔者。“十二五”期间，将是对前三十年经典模式扬弃的选择期；实现增长替代，跨越式发展的过渡期与预埋期。在这个时期，要兼顾发展和调整，重化工和低碳经济矛盾会更加尖锐；同时，城市化进入巅峰，也会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

　　产业结构根本性调整

　　事实上，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就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节能减排，但在“十二五”期间，在节能途径上与“十一五”期间有明显不同。“十一五”时期，技术：结构＝ 80：20

　　而在“十二五”时期，技术：结构＝ 50：50。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期间，会更多利用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不仅仅是中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形成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产业结构调整。”冯飞说。

　　目前，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主要存在于消费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存在于生产环节。具体而言，在许多发达国家，企业与居民的碳排放量之比是3∶7，即3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而7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恰好相反，即7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3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这也说明，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减少碳排放的主要压力在生产领域；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是我国中近期内发展低碳经济、减缓碳排放的核心任务。

　　产业结构状况是决定GDP二氧化碳强度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些高碳产业仍然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更为严重的挑战是，受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因此，中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生产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降低每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尤其是在城市化率较低的城市，这种状态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