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国早在1993年就承诺，将在200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但至今仍未兑现。这是为什么？今天，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向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做了4点详细说明，并指出其中一个障碍在于，各级政府的责任尚未明确。

　　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据赵路介绍，这个比例在我国还不到21%，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3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重，也在我国之上。“这样使得我们国家在安排财政投入和支出上受到财力的制约。”赵路说。

　　他特别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发展关注的事业特别多，比如三农、医疗卫生、科技等。中国从过去建设型财政转到公共财政，还不到10年。赵路说，财政收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主要用于公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努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外，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民生问题等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都非常大，“所以对财政支持的安排，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妥善解决”。

　　赵路提到的第二个原因与政府的责任有关。他认为，要落实4%的目标，存在一个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的问题。

　　中国的政府架构是五级政府，从中央到省、地市、县和乡镇。对于4%这个全国性的指标，目前“没有分解，也不好分解”。“没有明确责任，落实起来就非常困难。”赵司长说。

　　他以免费义务教育为例，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一个明确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共同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他觉得这样确定责任落实，也便于考核。

　　赵路接着解释，第三个要研究的因素是如何妥善处理区域之间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我们国家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GDP不同，差异极大。比如在两个适龄学生人口数相同的地区，GDP一个是100亿，一个是10亿。按4%的要求，GDP为100亿的地区应拿出4个亿，而后者只有4000万。“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量力度比较大，但是占GDP比重反而不高。欠发达地区，总量不大，但是GDP比重高。”赵路说。

　　最后，赵路透露了财政部的一个基本观点：今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一定要坚持制度先行，用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来拉动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