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世界格局中的中华文明”分论坛第三天的讨论，大体围绕中华文明的传播及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和异同展开。

　　印度德里大学退休教授谭中的《中华文明“表现之秘”从何而来？》从“CHINDIA”这一他译为“中印大同”的新名词出发，探讨了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历史运作，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建立一个精神文明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设施；帮助中国大力开发语言文学思想潜力，丰富文明的精神内容；在中国建立“庙宇文化”，抵消“宫殿文化”的弊端；帮助提高中国农民素质并构成以农民革命战争推动中国社会进化；推动中国发扬“五湖四海”精神，组成大一统的多元化文明整体与多民族大家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元瑾教授发表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境遇：新马印三种模式》，分析了由于华人数目占总人口比例的不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地中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新加坡华人采取的是“以文（文字）保根”、马来西亚华人采取的是“以校（学校）保根”，而印尼华人采取的是“以教（宗教）保根”。烟台大学江林昌教授在他提交的长篇论文《东西方古文明的比较》，阐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明起源路径和不同的文明发展状况，认为总结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揭示世界文明史上除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具体内涵，也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石云涛教授发表的《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和中西交通的开展》探讨了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北魏对西北丝路的利用，北魏时期中西间的交往及商贸往来。他特别指出，北魏统治者与域外的交往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虽然在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与西域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是以承担的牺牲赢得世界的和谐。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小说、戏曲是处于底层的文化样式，它们与周边国家类似现象的差别以及传播中有别于精英文化、经典文化的特点，也本论坛学者关心的一个话题。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田仲一成发表的《成熟时期的中日戏曲比较》，从戏曲的价值观和思想、女主角、生死观、戏曲构成等方面，比较了中国的四大南戏和日本的三大歌舞伎的差别。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发表的《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与本土传播的异同及其原因，并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接受国改造以及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一些文化问题，说明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并非我们认为的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传播；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也并非原汁原味的、一层不变的；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还存在一些有意无意的缺失、误解和曲解，因而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发表的《汉文化圈内的汉文小说研究》指出，东亚国家的汉文小说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多样，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他认为，对于汉文小说可以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国别汉文小说的文化、文学研究。

　　与前两天的讨论一样，上述论文的发表，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袁行霈教授就谭中教授所提出的中印文化交往的“interface /面界”和“interfacial strength/面界力量”发挥说，一种优秀的文明应该象钻石一样，是一个多面体，而且面越多越好的。这也许是对“世界格局中的中华文明”最恰当的比喻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