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何丕洁（右一）深入纳雍县阳长镇核桃寨村，与核桃寨小学的民办教师座谈了解情况。

　　何丕洁，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多年来，他一直走在扶贫一线，深入考察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他一贯主张教育扶贫，他认为教育是人们摆脱贫困的主要手段。

　　解决贫困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

　　何丕洁说，上个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一项工作应提前进行，至少要同步进行，那就是提高当地人的素质和能力，重视开发人力资源。

　　“我认为解决贫困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人的能力，这虽是一项艰巨且花费时间的工作，但却是解决贫困最根本的办法。”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何丕洁说，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质量低，不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解决“三农”问题，解决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动了不少脑筋，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他认为在提高相对贫困地区人的能力方面，各有关部门下功夫、投资金、花时间不够，包括有些提法都不准确，如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其实应该是教育、培训农民，通过提高农民的能力来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如果说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搞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一定作用，政府今天应该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第一阶段的实践证明：依靠地下资源换取财富，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何丕洁说。

　　何丕洁告诉记者，开发西部的人力资源，不是一天两天能做的，需要长远规划，更需要政府各部门通力配合、联合行动。近几年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农民培训等投入巨额资金，各部门都在为实现各自的目标努力工作。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和时间，我认为政府应该从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规划安排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提高人的能力解决贫困问题，要有长远计划和打算，更要从现在就开始行动。不能因为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有成果而不抓紧当前的工作。”

　　何丕洁举了一个例子，有的地方或为了恢复生态，或为了让人们离开不宜生存的地方，而采取移民的做法，让一些生活在山上的农民迁移到山下生活。有成功的，也有出现很多问题的。何丕洁说，如果能先把学校、医院和文化设施在山下建设好，重金聘请教师、医生，让山上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生命健康有保障，通过政策引导他们在山下生产生活，谁还愿意在山上过贫苦原始的生活呢？

　　何丕洁说，民革在扶贫过程中，始终把教育作为扶贫的重点工作，因为大家认识到“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没有知识，思想观念、生存技能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跟不上，就不可能脱贫。”

　　越是贫困的地方

　　越需要教师和人才

　　贵州省纳雍县，国家级贫困县，这里曾一夜之间悄然出走多位老师，投奔几十公里以外一个地级市，原因是那里的教师待遇要比纳雍好。

　　地处大城市的所谓名校，高楼林立，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每年还能拿到数额不菲的财政拨款。

　　“同在一片蓝天下，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却有天壤之别。一些落后的地方，连上课的地方都没有，是我们没有能力吗？”谈起教育不公平现象，何丕洁尤为痛心。

　　“我认为越是贫困的地方，越需要人才，应该用分配的政策去吸引、稳定教师和人才。一个地区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如果各级政府在财政和其他资源配置上对人才进行倾斜，贫困地区就不会永远贫困。”

　　何丕洁说，教育不均衡现象已经很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名校”在搞“锦上添花”，而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却严重不足。如果用这些钱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满足基本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教师流失的现象就不会发生。“政府应该通过宏观手段调配好资源，如果用高薪吸引优秀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加大投入办好贫困地区的学校，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会更足、会更有特色。我们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问题是没有合理配置资源。”

　　何丕洁说，民主党派的智力支边扶贫要“拾遗补缺”、“雪中送炭”。这些年民革中央动员并组织民革的民办教育工作者积极帮助贫困学校开展教师培训工作，让发达地区的教育理念走进西部，帮助提高学校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教师教学水平，更新办学理念和育人思想；号召民革党员所办职业技术学校与贫困地区的学校合作，提高职业技术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教育不能“一刀切”

　　一次在青海农村考察时，何丕洁看到这样的情况，村子里最穷的是一个大学生的家庭，这个学生因为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不会农活，在家游手好闲。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接受过高等教育，反而成为家庭的负担，这是教育的失败”，何丕洁说。目前的教育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对广大农村学生来说，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很多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只能选择务农或者外出打工，“打工卖苦力，种田缺技术，致富无门路”成为许多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

　　“农村、城市的教育无所区别，都是为了应试，这是误人教育”。

　　有一所学校在何丕洁心里一直挥之不去，这就是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的德卧中学，是一所深受农民欢迎的学校。学校要求每位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掌握至少一门实用技术。除了劳动部门认证的一些技能之外，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的方式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学生将学到的技术带回家，传授给家长，帮助家庭开展劳动生产。学生既没有耽误正常学习，又学习了职业技能，形成了学校、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大教育”格局，学校培养的人才大有用武之地，为发展家庭、校园和地方经济提供了人才保障。

　　“我们还有80％多的农村人口，还有80％多的农村学生，教育不能一刀切，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现在需要打破应试教育指挥棒。”

　　何丕洁说，解决“三农”问题，是要减少农民，更主要的是减少传统农民，培养新型农民，这必须依靠教育。

　　何丕洁说，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依靠分配政策引导。以前实行的分配政策过分强调学历、职称和职务，引导人们追求高学历、高职称和高职务，对于安心工作、认真学习掌握技能和工作本领的人相对来讲要吃亏。这造成全社会拼命追求高学历，而职业教育就被看成是弱势教育。

　　“如果一个技工兢兢业业，工作越做越好，他完全可以比一个工程师拿的薪水多，到时候还有谁瞧不起技工人才？”

　　何丕洁认为，职业教育不应该被看成是为穷孩子提供的教育，掌握职业技术的人同样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扶贫，倡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在农村，搞农民培训的地方很多，星火学校、温暖工程、阳光工程，还有党员培训基地，一个锅盖（接收天线）、一个投影仪、几张桌子就是一所培训学校。

　　何丕洁说，教育存在一个资源整合问题，比如职业教育，为了争取经费支持，争着抢着要办实训基地，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严重的资源浪费。农民工培训，也是多管齐下、多部门参与，很多是简单、重复、低级和不适用的，对农民来说也是负担。

　　如果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打破部门界限，统筹协调，效果将会明显提高。因此他建议：“应该充分发挥义务教育学校的功能和作用，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利用学校的资源，把各部门用于搞硬件建设的费用，用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的设备，再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他们对当地农民进行知识传授，可以事半功倍。”

　　何丕洁告诉记者，农村教育和扶贫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2010年，新世纪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就要到期，“我们希望下一步的扶贫工作一定要认真总结前十年的经验，根据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制定好下一个扶贫《纲要》。扶贫工作就是要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民主党派作为积极参与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发挥智力优势、政治优势，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好扶贫项目的示范工作。在示范成功后，由政府组织推广实施。”

　　何丕洁希望政府对扶贫工作进行长远规划，特别要把提高人的能力作为消除贫困、实现小康和和谐社会的根本，切忌扶贫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链接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根据民革中央“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抓住重点、注重实效、量力而行、持之以恒”的工作方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所在地区的发展规划，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共各级党委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积极开展智力支边扶贫工作。

　　1991年，民革中央选择了毕节最为贫困的纳雍县为定点扶贫联系县。与此同时，民革全国30个省级组织也逐渐开展了定点扶贫工作。

　　民革中央机关从1992年至2000年，把每年的2月18日定为纳雍儿童的“献爱心日”，主席、副主席和机关工作人员踊跃捐款。在每年的民革中央全会期间，一些中央委员积极加入这一活动。一些地方从事书画工作的民革党员，也多次把教学收入和举行书画作品义卖的收入捐献出来，支持纳雍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活动的推动下，有更多的企业家和社会团体向纳雍伸出了助学支教的援手。

　　十多年来，民革举全党之力，调动社会及海内外各方面力量，为纳雍县注入资金近250万元，改造和新建12所希望小学，使5000多名儿童改善了学习条件，3000多名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同时，经过积极努力，国家有关部门将纳雍县列入了“普六”义务教育扶贫工程试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教育落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