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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火罗语”，是门连名字都未必确定了的稀奇语言，其发现和解读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0年，英国人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对于这门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近，而在语言系属上却又离我们很远的语言，多少年来，季羡林先生独自支撑着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尽管季羡林先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可很多人并不了解他的治学内容，多是围攀在季先生的学术藩篱之上，眺望一下广袤无垠的上林苑囿，数点一番藏身其中的珍禽异兽，除了惊诧啧舌外，找不出其他赞美词语。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从一部电视剧说起吧。

　　情景喜剧片《闲人马大姐》151集、152集中，马大姐想学点古怪的东西，以便和就读于老年文化大学的邻居孟大妈较劲。在学习了《诗经》、宇宙大爆炸、逻辑悖论等学问而无效之后，终于靠向前楼“顾教授”学来的几句“吐火罗语”，彻底镇住了孟大妈。孟大妈佩服得五体投地，马大姐谦虚地说：“我这点儿哪行？吐火罗语有A、B两种。前楼的顾教授也只懂一种。两种都懂的，只有北京大学的季教授。”

　　“前楼的顾教授”既然是位子虚先生，那么季老在垂暮之年，有没有因为没有同行者而感到过孤独呢？他走后，吐火罗语何去何从呢？将来还能有中国学者扛起这面大旗吗？

　　一门语言带来“世纪难题”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被带出了中国西北，大多数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季羡林先生1998年在《自传》中写道：“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

　　“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季羡林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过这样的话。而这根红线串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就是吐火罗语研究。

　　“吐火罗语”，是门连名字都未必确定了的稀奇语言，其发现和解读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新疆库车地区发现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吐火罗语文书。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紧接着，被带出了中国西北这片诞生、养育并埋葬了它的干旱盆地，大多数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德国的两位天才学者西克（Sieg）和西克灵（Siegling），根据吐火罗语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

　　以地理位置来看，既然吐火罗语残卷仅在中国西域有所出土，那么，它似乎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它表示数字“100”的字，在A方言里作kānt，B方言里作kante，都等于拉丁语的centum（百）。再加上其他一些语言特点，都指明吐火罗语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

　　是东支，还是西支？这给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共同出了一道“世纪难题”。由此还引发了其他难题，诸如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地的问题。吐火罗语的发现、解读给这个本来就众说纷纭的老问题之火加上了一勺新油。

　　一位老人独撑绝学几十年

　　幸运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季羡林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对于这门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近，而在语言系属上却又离我们很远的语言，我国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

　　1920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尤夥（音同火，很多之义）。其中除梵文、佉卢文、回鹘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其一种为粟特文，而他二种则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王国维等学者当时已经意识到，新疆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大，但足以冲击比较语言学、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入华史等领域中的既有陈说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已经处于落后的位置了。吐火罗语文献虽发现在中国，研究却在世界。

　　正如钱文忠所言：“幸运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遗憾，或者毋宁说不幸的是，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学者利用相关的吐火罗语解读、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获，但是，从发现吐火罗语至今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将吐火罗语研究视作解决其他相邻问题的手段的同时，而又能够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出发，将吐火罗语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只有季羡林一人。换句话说，多少年来，季羡林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语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个事实，不能不令后来者为之汗颜。”

　　不过，可能不会有汗颜之人，因为有没有后来者呢？季羡林在他的耄耋之年完成了生平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对用吐火罗语A方言写就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长达数十万字（部分用英文写成，字数难以准确统计）。如果一门学科只有一位老人在开疆拓土的话，就算他歼敌十万，终不免人亡政息。那么，谁能继此绝学呢？

　　后学需要聪明且耐守清高

　　季羡林后来如此回忆：“原卷残破，中间空白地方很多。老师讲后，我们要跟踪查找文法和词汇表。”虽然艰苦，但是季羡林的求学经历可遇不可求。

　　季羡林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段晴说，梵巴语（梵语、巴利语）永远不会是一门显学，它永远是一门象牙塔的学问。它很难，要求学的人聪明而且要耐守清高。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吐火罗语。但是，学习吐火罗语比学习梵语还要难。

　　据钱文忠介绍，吐火罗语不是各方面已经被用近代西方学术语言再次规律化了的梵语。学习梵语就是学习一门古代外语，而学习吐火罗语，其实是在重复一遍破译解读的过程。学习梵语的人，本身是一个学生；而学习吐火罗语的人，本身还多少必须是一个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