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广州“孟母堂”，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读经。贺林平摄

　　客厅正中挂着巨幅孔子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两岁，16名这般年纪的孩子，跟着一位身着唐装的男老师高声诵读《孝经》……一年多来，类似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广州增城市的一栋别墅楼内。不过，这个名为“孟母堂”的地方，日前突然收到当地教育部门的一纸《违规办学告知书》，要求其于4月30日前停止一切教学活动。
 
　　同是开展读经教育，同是被政府部门勒令停办，广州“孟母堂”遭遇到与一年多前上海“孟母堂”一样的困境，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当前的教育模式下，私塾化的国学教育空间在哪里？谁该来为“孟母”解困？

　　【创办初衷】

　　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

　　“创办‘孟母堂’，最初是从教育自己的孩子开始的。”给孩子们上完课，瘦小的何海轮老师――广州“孟母堂”的创办者与记者攀谈起来。

　　何海轮的女儿也曾经上过半年左右的幼儿园。可上学后的女儿“变”了：经常怪里怪气地扭屁股，嘴里动辄冒出几句带着脏字的口头禅，还总是静不下心来。了解到幼儿园老师经常教迪斯科舞蹈，播放《猫和老鼠》等动画片，何海轮很是吃惊。

　　“养不教，父之过”，何海轮决定自己负责女儿的学龄前教育。早就迷上国学的他，开始在家教女儿读经。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开始显现：女儿嘴里的脏话没了，对人有礼貌了，开始爱上了书本……一传十，十传百，陆续有家长将孩子寄养到何海轮这里，资助一些生活费、房租费、水电费，请他代为照看并教授自己的孩子，拥有16名学生的“孟母堂”渐渐成型。

　　“体制内的教育不尽如人意，只能从体制外想办法”，这是让孩子放弃幼儿园，就读“孟母堂”的家长们共同的想法。一个月前刚刚将4岁的孩子送到这里的程云枫对记者感叹道，国学经典和传统礼仪，对孩子成长的好处太多了，最好是早学，多学。遗憾的是，正规教育机构缺乏专门的国学教育。

　　何海轮认为，《孝经》等传统国学精华是立身之根，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不知孝，无以为人”，而这些，恰恰是当下学校教育中最缺乏的，“对技术的教育太多，对人本的教育太少。”

　　【争议焦点】

　　“孟母堂”是否属家庭教育

　　“孟母堂”为什么被叫停？

　　“主要是因为‘孟母堂’没有申请取得办学许可证，没有到相关机关登记，程序上不符合规定。”增城市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廖土榕解释说，从其全日制教学、课程固定、张贴宣传榜、聘请教师等特征来看，“孟母堂”应定性为办学。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广州市幼儿教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举办学前教育，必须经过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应备齐包括学校章程、组成人员、资产证明、教师人员资格等一系列材料，获得教育部门或工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照才能开展，否则属于违规擅自办学，依法应当取缔。

　　“‘孟母堂’既没有获得批准，也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办学基本条件”，廖土榕介绍说，按照现行规定，如要办幼儿园，必须是200人以上的规模，平均每个幼儿要保证室内8平方米、户外4平方米的空间，还附带周边安保、环境、规划等一系列要求；若要建培训中心，则首先得过消防关，面积还得达300平方米，“开展国学教育，不是坏事，但一定要依法取得相关资质和许可。”

　　对此，何海轮一再强调，“孟母堂”绝非办学机构，只是一个拥有16名孩子的“大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他的亲戚或朋友，或是崇尚国学的志同道合者，有些家长也在“孟母堂”从事教学和服务工作，“相当于我们这么多家长，一起在家里教我们的孩子，从性质上看，属于家庭教育。”

　　【专家建议】

　　为民间国学教育定制专门规定

　　根据教育部门的决定，如果“孟母堂”不能在4月30日前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他们将采取强制性的取缔措施；而何海轮表示，将在这段时间内提请行政复议，“我相信，经过认真的了解和沟通，我们能获得教育部门的许可和支持。”

　　对于双方的分歧，华南师范大学幼儿教育学教授袁爱玲表示，现代教育的发展，有很多科学理论作支撑。即使是家庭教育，也应遵循教育规律和科学，不能仅凭家长的热情进行。我们幼儿园里的教材和课程，也是经过许多专家研究，多年实践摸索制定的。“国学的缺失，确实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断层，但不能就此否定甚至完全替代其他方面的学习。比如游戏，对幼儿的人格成长有独到的作用。”

　　中山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郭巍青认为，“孟母堂”多次遭遇叫停，从深层次反映了传统国学教育的现代之困。传统国学和礼仪，主要是通过家庭、私塾等民间手段代代传承。但现代教育是专业化、规范化的教育，课程设置、教育机构的资质等都必须符合相关标准。

　　这种困境并不是无法解决。郭巍青认为，一方面，新兴的“孟母堂”确实有待完善；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制度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和改革，实现多元化教育。民间国学教育纷纷出现，就证明正规教育体制还不能让家长满意，“要么将国学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的范畴，要么专门为民间国学教育机构量身定制专门的规定。”

　　袁爱玲也认为，既然“孟母堂”这一新兴事物出现了，就不能用老的行政手段简单取缔了之，而应当积极研究，争取实现其与现代教育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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