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名40多岁的文科学者刚刚评上教授，他的学术成果单上赫然写着：发表论文1000篇，出版各类著作100多本；一个影视学院的教授，一年可以把五本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每本书有20多万字……这是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学者们见怪不怪的成果产出速度。 

　　相比理工科教授热衷于争课题、抢项目，如今的文科教授们忙于炮制论文、出版著作，重量不重质的功利化评价体系下，十年磨一剑的潜心研究近乎绝迹。“学术速成”，正在成为大学文科研究领域的一大顽疾。

　　学术研究成流水作业

　　复旦大学一名社科领域的青年学者告诉记者，有的教授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选出几篇拼凑成一本书出版，就变成了专著；有的教授把研究生组织在一起写书，一人写一章，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书——主编是教授，研究生都成了编写人员。“学术研究成了拼装车间里的流水线作业。”

　　眼下，大量低水平、重复的论文充斥文科研究领域。沪上某高校管理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经济管理研究领域，关注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的静脉产业，是一个新兴研究方向，从2002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国内一大批重复概念的文章相继发表，以至于能够查阅到的文章都是重复的，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很少。

　　“追踪热点和应景的研究多，为了更容易被杂志看中，根据当下研究热点炮制论文的也不在少数，研究立场也随风倒。”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朱春阳曾经很困惑：1996年之前，我国学者对西方报业集团的研究以批判为主；而当1996年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成立之后，还是同一批学者，却大谈报业集团的好处。“后来我搞清楚了，批判的框架来自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建构性的框架来自于媒介管理学，但是你的立场在哪里？这种跟风式的研究带来了直接的利益，却让年轻的学子陷入巨大的困惑。”

　　对待课题，同样速成。由于高校注重申报课题而不是完成课题，很多人把主要精力放在课题申报上。一名青年教师看到，身边有的课题大户到课题结题时，就拼凑一些文章用课题经费出书，然后请来相关专家评价，以应付考核。即便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多从西方研究学者那里借理论标签。

　　一家核心期刊的杂志编辑感叹，在一个“学术速成”的年代，接到的大量稿件都是拼凑的，没有对学术的敬畏，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浮躁的学术风气。

　　评价体系重量不重质

　　在上海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聂永有看来，“学术速成”现象呈蔓延趋势，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考核和职称晋升，普遍是看量化指标。这样，成果的数量以及档次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干快上，追求“短、平、快”成为很多人的必然选择，大量的学术垃圾应运而生。“大家都比谁的数量多，谁踏踏实实做谁倒霉。”

　　复旦大学一名社科专业的讲师告诉记者，职称评定中，一般以论文数、项目数、专著数、奖项数排队，迎合这个评价标准，篇目数量上去了，待遇就有了。结果，学者们关注的是论文的数量和发表论文杂志的档次，是不是核心期刊成为投稿者最关心的事情。事实上，所谓的核心刊物，发表的文章水平未必一定高，但简单的分类造成大量的投稿涌向那些所谓的核心杂志。而在缺乏有效监督措施的背景下，一些纯粹以敛财为目的的杂志反而如鱼得水。据了解，特别是在一些二、三线的高校，对核心期刊的考核特别看重，对发表文章的奖励可能和一个教师的年薪相等。本专业的国内顶级刊物的一篇文章，有的高校可以奖励10万元。

　　朱春阳看到其中的一个怪圈，发文章越多，越有名气，也就占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资源，发文章就越容易，这样就陷入了考核机制中的循环怪圈。

　　朱春阳说，医科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如果只有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影响因子在40以上，就认定有评定高级职称的资格。但是文科评价没有相对客观的标准，没有对质量和研究能力的评定，数量成了唯一的标准。

　　“以前说，写一本书，吃一辈子，现在如果是写一本书，早就完蛋了。”朱春阳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孔子在今天也评不上副教授，因为他述而不作，论著都是后人帮他整理的，按现在的体制，只能追认他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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