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是懦夫吗？”

　　自从1999年进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书，刘侠风常常这样问自己。

　　眼看就要毕业了，现在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不是。虽然今年就业形势吃紧，但他还是凭自己的实力在当地的报纸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刘侠风就在为自己的记者梦搭桥。那年，他写了50多篇文章，只发出来两篇。凭借这两篇稿子，他在当地报纸得到一份兼职学习机会。没有薪水，没有名分，他在报社一干就是两年。还要兼顾学习，辛苦可想而知。

　　两年间200多篇见报稿，是最好的成绩单。今天，刘侠风可以毫不自卑地与名校新闻系学生竞争：“尽管他们出自名校，可能力不一定有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强。”

　　刘侠风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他的经历成了一个传奇。

　　每所“一般院校”，都有几个自己的传奇学生。

　　王凯是北京物资学院的传奇。这个来自云南的学生1999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成绩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但如今他是该校最抢手的学生，许多单位都争着要他。

　　大学三年半，王凯只回过两次家。他忙着汲取各方面的知识。很多周末，他都早早起床，坐公交车从位于京城东部的学校赶到西边的新东方学校，去听免费的讲座。这个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泡在计算机房的时间甚至多于专业课学习时间。

　　翻开王凯的求职简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就写满了一整页纸。

　　程京是如今已经消失的上海铁道学院的毕业生。1998年，他在美国率领一个小组，研制出便携式微缩芯片实验室样机，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世界10大科技突破，而今是我国生物芯片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出身”差一点也有好处。一位从事环保的海归学者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出自名校，所以没有必须成功的压力。我们尽力而为。”

　　虽然受学校名气的拖累，这些出自“一般院校”的优秀生在谋职时也大都遭遇过歧视，但愿意接收他们的单位仍然排着长队。他们有资本对歧视者说“不”。

　　今年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了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深圳、沈阳、天津、重庆等地的考生和家长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中“名校情结”比较严重的占79％，持有这种观念的学生占67％。

　　高校扩招，一方面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就业竞争。就业竞争对“名校情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多用人单位把名校文凭看作录用人才的首要条件。一家企业的老总直言不讳地表示，他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牌子”，因为这样可以降低许多风险成本。毕竟名牌学校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自己的信用，学生的功底相对深厚，视野也比较开阔。许多用人单位因为对“一般院校”不太了解，所以不敢轻易尝试。

　　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也有一些知名企业不看重出身，有的甚至还“歧视”名校。他们担心名校的毕业生不稳定，只是把他们作为跳板。

　　由几位清华大学学生创办起来的著名的北京澳柯玛视美乐有限公司，虽然自己出身名校，却从不迷信名校。他们不止一次在高校宣扬自己的用人之道：“学校的知名度和学历的高低并不重要。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这样的用人单位当然还是极少数。对大多数“一般院校”学生而言，找工作时撞几回“南墙”还在所难免。王凯平和地接受这个现实：“社会并没有合理的评判机制。可我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撞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