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月初要去巴西，6月要去瑞典，9月还要去以色列，签证都办不过来”。在下午科协小组讨论会间休息时，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委员向科技日报记者吐槽。他说，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开学术会议，可能提前一个月才通知，欧洲、美国等国的科研人员，一本护照“闯天涯”，不必准备太长时间。

　　自从国家公职人员护照管理更加严格之后，过去还能用一公一私两本护照同时办理签证来节约时间，现在也不可能了。“私人护照也要打报告、等审批，同样耗时间，而且还不能报销”。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在“飙升”。不少中国学者被当选为国际或地区学术组织的主席和执委。这些学者往往也是国内专业领域的大咖，同时担任科研机构的院长、所长或高校校长、院长等职务。这样的“两栖”身份非常尴尬，在参加纯粹的学术交流需要出国时，不仅受到签证、护照审批等事务的影响，还经常受制于出国次数、天数、人数、国家数等限制。

　　袁亚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两年前，作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我国某著名院士到巴西开会，算上时差的话，往返就用了4天，真正参会只有3天左右，然后匆匆忙忙赶了回来。简单限制天数，不考虑国家的远近，不合理。

　　“再比如2014年在韩国举办的国际数学大会，4000多人的规模，本来我们单位应该去50多人，最后参会人数是个位数”。这个会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时候，来了5000多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袁亚湘认为，“一个项目出国限5人”的规定对限制行政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公费出国旅游非常有必要，但是科研人员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岂不是和开奥运会，中国只能去5个运动员的性质一样吗？”

　　受限于人数，科研人员往往需要自己想办法、找渠道解决差旅费。袁亚湘说，这也是科研经费在审计中常发现违规的原因之一。“给人的印象是科研人员总在乱花国家的钱，其实有时很无奈。”对于袁亚湘这样在国际上担任要职的科研人员，眼下急需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让多重身份的科研人员在学术活动中不被行政的条框束缚。

　　“假如一个行政人员去汉堡访问，应该限制他不能顺访至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但学术交流和公务访问的规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