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汹涌而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上海乃至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机遇何在？11月3日—4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举办的2012浦江创新论坛第一次把创新活动描述为“创新生态”，并提升到论坛主题的高度。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政界要员和商界精英1400余人对科技创新的发展瓶颈做出思考，提出创新生态的发力点和探索实践之路。

　　“人工与自然”生态的辩证

　　说到创新，美国硅谷可能是全世界研究的样本。其实硅谷很年轻，100多年前，硅谷的核心城市桑尼维尔还是一片农田。是什么让这座城市乘上了发展的高速列车？桑尼维尔市长安东尼·斯皮塔勒里也时常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政府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打造一个完备的创新生态系统。1984年，硅谷创建了产业集群平台，怀揣着创新规划的人们可以去园区，缴纳相应的驻园费用，取得政府的支持后就能入驻，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

　　打造创新生态系统需要耐心和眼光。斯皮塔勒里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财务规划，而这不是以年度预算为基础的，我们会安排一个机制化的财务规划和监测乃至预警机制，帮助我们对现有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和预测。”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主任杜德滨把政府在创新生态中定义为“太阳”的角色：“在创新生态中，政府起到‘太阳’的作用，它营造环境、集聚人气、提高回报率和做好基础建设。”做好太阳的角色后，剩下的问题便是靠企业自身发展。不难看出，“自然生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竞争性质。斯皮塔勒里这样形容硅谷：“一些高技术企业在此创建后，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往往向著名大学或政府实验室聚集。高新技术产业区一旦形成，区内企业往往超常发展，不断裂变，不断增加，这是创新生态的自发生产方式。”于是乎，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在此地“爆炸式”诞生、发展。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磊更强调市场和激发个体创新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创新是不可能靠规划出来的。创新不等于科研和产业化，而是一种思维活动，是需要一种生态环境来激发的。

　　“任何市场都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政府过于强势安排资源则不利于创新，政府在早期可能会通过逐步的资源配置来培育产业，但不能长期而为之。”丁磊这样总结，“个体创新是当今创新的原动力，也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增长空间。”久有基金董事长刘小龙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创新生态就是要形成让创业的“人”能低成本、高效率并能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的生态环境。

　　挖掘创新的“原动力”

　　对自然生态学，一个交叉越多的生态系统其活力和稳定性就越好。今年年初，曾经预测过计算机和社交网络出现的科学作家凯文·凯利在他的新书《科技想要什么》中表示，生物的许多规律，用在科技上同样适用。

　　“创新是可以传染的。如果一个产业体现出非常强的创新性，其他产业也会纷纷效仿。”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高等研究中心创办主任菲利普·库克说。

　　打造产业集群平台，是世界向硅谷学习的第一步，然而这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良性的或者恶性的。“对于集群而言，区分一个区域内企业良性恶性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企业间的互动程度。”菲利普·库克说。如果生态系统多元化的程度足够高，则产生新物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谓创新，简单来说就是把不同的知识集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知识。简单趋同不是创新的土壤，复杂个体间的互动才可能激活创新的灵感。

　　在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菜单”上，高校被放在了较高的位置上，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CEO杰里·雷曼直言不讳：“我今天的主要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是创新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他们不直接生产新产品或培育新产品。”他认为，其他机构做不好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大学的主要工作。高校作为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是通过基础研究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更多样性的思维，而“创新的种子只有在复杂多样的环境里才能生根发芽”。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创新。中国的创新生态过多地依赖政府构建的“人工生态”，而不是依托市场自发形成的“自然生态”，其创新体系可能显得脆弱，很难持续健康发展，这需要警醒，更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发展提高创新的质量和内涵。